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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爆炸案 |
中評社台北4月23日電/美國立國之初是個中型國家,對內對外都沒有敵人,因此也是個非常安全的國家。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喜歡自己一個人到華府的波多馬克河游泳,有次有個女記者要訪問他,就到河邊游泳處,坐到他脫下的衣服上不肯離開,約翰.亞當斯就泡在水裡接受訪問;第三任總統傑佛遜則喜歡一個人逛街,沿著賓州大道閒逛,碰到路人就打招呼寒暄。在那個時代,總統的安全根本不是問題。
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撰文說,但到了現在,美國已成了世上的超強帝國,但它對外侵略、對內壓迫太多,總統在國內的行動已需要幾百名保鑣,出國訪問則要軍艦戰機護航;不但總統不再安全,就連美國普通百姓也時時暴露在炸彈、槍擊,以及其他種種攻擊的風險中。美國將暴力帶到全世界,而全世界則把暴力帶回美國人的家中。
近代的恐怖主義始於一九六○年代末到一九七○年代初之間。早期的恐怖主義專家,蘇格蘭亞伯丁大學教授威爾京森(Paul Wilkinson)曾著有《恐怖主義和自由國家》一書,詳述了恐怖主義的起源。
他在書中指出,近代恐怖主義其實起源於歐美。一九六○年代末,歐美政治極端反抗組織大盛,美國有“氣象人黨”,德國有“巴德曼霍夫幫”,法國有“直接行動組織”,日本有“赤軍旅”,英國有“北愛解放組織”等。這些組織認為,現代的壓迫依舊,只是它更加體制化,意思是說,當今的壓迫乃是透過人民對體制的同意而為之,因此,人民對體制的壓迫並不是無辜的,而是一種共犯。由於有了這種極端的意識型態,他們遂出現一種極端的策略,那就是到處亂放炸彈,不特定的平民已被列入可攻擊的目標,人民若想免於被攻擊,就必須也站出來終結壓迫的體制。一九七○年代的炸彈事件和劫機案此起彼落,和這種意識型態密切相關。
當恐怖主義起源於歐美後,隨著美國對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干涉與侵略,在中東的伊斯蘭社會仿效得最快,激烈的組織也最多。隨著情勢的惡化,遂有了賓拉登的崛起,並將伊斯蘭的反抗帶進了美國本土,而有了“九一一”事件。“九一一”事件使得伊斯蘭世界的反抗組織和恐怖主義畫上了等號關係,但世人似乎都忘了美國還有一支本土恐怖主義。一九九五年四月的奧克拉荷馬聯邦大樓被炸,就是美國本土極右派民兵麥克維所犯。他是白人反抗政府人士,用汽車肥料炸彈炸垮了聯邦大樓,死亡一六八人,受傷八百餘人。那是“九一一”之前,美國本土最大的恐怖攻擊事件。
自從“九一一”之後,美國展開了“反恐戰爭”,伊斯蘭的激烈組織乃是它的反恐重點。但美國沒有料到的是,就在二○一○年前後,英美破獲了許多起並未爆炸的飛機和地鐵炸彈案,這些炸彈案的炸彈客都是普通的中產階級,他們並未參加任何國際組織,而是透過網路,自己學習製造炸彈的技術,也可以透過網購,買到製造這些爆裂物的材料,英美的反恐學者將這種趨勢稱為“恐怖主義的個人化”。
反恐學者認為,在恐怖主義組織化的階段,他們的通訊、受訓行動都有跡可尋,但到了“恐怖主義個人化”的階段,他們的行動已無跡可尋,這也是現在的恐怖事件更難預料、也幾乎完全無法預先防範的原因。就以這次波士頓炸彈案以及毒信案來說,大概就是恐怖主義個人化的案例;台灣的高鐵行李炸彈案也屬於這種類型。
有跡可尋的恐怖還不是真正的恐怖,現在的恐怖主義已到了真正恐怖的階段。人們搭飛機、坐火車、去政府機構接洽公事、參加人多的活動,可能都要小心了,千萬不要碰到恐怖攻擊!
十七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及數學家巴斯卡在他的名作《沉思錄》裡有句名言:“正義但沒有武力,那只是無能的空言;武力而沒有正義,那只是一種暴政。”近代的恐怖主義乃是弱者所找到的最後武力。因此,當我們看到許多人因為恐怖攻擊而受害痛苦時,我們也不要忘了這個世界有更多弱者仍在痛苦受害。當世界沒有了壓迫侵略,也沒有了恐怖報復,才可能是最好的世界。因此,我懷念美國總統亞當斯自己一個人去河邊游泳的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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