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9日電／二戰以後，日本在美國主導下，經過“第二次開國”的戰後改革，從戰爭的廢墟中迅速實現復興。尤其是在經歷長達十餘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到1968年一躍而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1世紀經濟報道刊登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黃大慧的文章稱，一時間，“日本為什麼成功”、“日本崛起的奧秘”等成為日本國內外爭相議論的話題。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國內還掀起了“現代化研究”的熱潮，並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哈佛大學教授、時任美國駐日大使埃德溫.賴肖爾為首的一批學者，更是極力鼓吹現代化的“日本模式”。他們強調在傳統社會向工業化社會過渡中，日本是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的典型。日本成為世界現代化的新寵，隨之“日本模式”一詞亦在世界各地流傳開來。
“日本模式”的衰落
到20世紀80年代，眼見日本經濟大有超美之勢，人們對“日本模式”的肯定乃至推崇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此背景下，那些越發傲慢的日本人非但不把東亞鄰國放在眼裡，也開始挑戰美國，石原慎太郎之流甚至發誓對美國說“不”。日本咄咄逼人的姿態，促使美國出現“日本威脅論”、“日本異質論”的聲音，從而開始“敲打”日本。
文章稱，客觀而言，“日本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帶來了比較積極的影響。繼日本崛起之後，效法“日本模式”的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台灣和香港實現了所謂“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
1991年，正當日本謳歌“平成景氣”之際，泡沫經濟突然破滅，日本經濟陷入嚴重蕭條之中。此後，隨著日本經濟的持續衰退，甚至迷失了方向。於是，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日本，“再生還是衰落”、“失去的10年”甚至“失去的20年”之類的議論鋪天蓋地。經過追根溯源，人們將“日本為什麼失敗”的原因，集中指向了日本曾引以為豪的“日本模式”。認為日本之所以長期萎靡不振，是因為“日本模式”在完成“追趕型現代化”的使命後，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日本混亂迷失的原因
文章表示，日本“久病不愈”，各路神仙紛紛為其把脈，並提供各種醫治的“藥方”。當然，這其中就更缺少不了策略大師大前研一的身影。事實上，早在日本年號變更的平成元年（1989年），大前研一就出版了《平成維新》一書。在那部書中，他力陳實施改革的必要性。此後，雖歷經二十餘載，日本卻依然沒有實現卓有成效的改革，還在延續不知何時休了的“失去的20年”。見此情景，大前研一又出版了這本《死生：日本的迷惘與絕望》。該書甫一問世，立刻“洛陽紙貴”。日本讀者贊歎，這是大前研一繼《平成維新》以來久違了的“真正的”國家戰略論。實際上，本書是大前研一此前發表的若干文章的集大成之作，但整體而言仍具有很強的邏輯性，且深入淺出、通俗易懂。
在這本書與讀者見面之前，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東日本大地震。伴隨大地震、大海嘯，還發生了嚴重的核電站洩漏事故。在突如其來的多重打擊之下，日本面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然而，日本政府在大災大難面前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因而飽受日本上下的詬病和譴責。本書的敘述正是從東日本大地震的話題開始的。大前研一本來是核物理工程專家，因而特別針對日本政府在核事故中的不力應對措施，進行了頗具說服力而尖銳的批評。並進而指出：政府若愚昧，不僅勞民傷財，還會蒙羞受辱。國民的放縱造就愚昧的政府。只有喚醒危機意識，自我進行改變，才能復興日本。
接下來，大前研一揭示了日本混亂迷失的原因所在：一，官僚的因循守舊。大前研一指出，機構的臃腫化、單一化，導致官僚無法總攬全局。而且，由於已經“過期”的法律依然有效，致使日本總是難以開展根本性的改革。二，政治家一心謀政局。大前研一嚴厲抨擊掌舵國家運營的官僚和政治家，並告誡不應一味指望官僚和政治家，若不然日本將走向衰落。三，日本國民“集體智商”的衰退。大前研一指出，在“日本全民評論家時代”，不會思考的人正在增加、出現“下流社會”問題，其元兇乃是日本現行教育制度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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