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日本而言，自冷戰結束以來，經濟上經歷了20多年的停滯和衰退，經濟總量由世界第二退居第三，而且至今沒有走出衰退的泥潭；政治上各種政治力量統合弱化，惡性競爭，首相更迭頻繁，“十年九相”、“五年六相”等政治亂象層出不窮，難以實施長遠的戰略設計；外交上出現整體右傾，在歷史和領土問題上缺乏必要的反省，與周邊國家關係惡化。凡此種種，已使日本的綜合國力和權勢出現明顯衰減，已不足以同日益強大的中國相抗衡。沒有美國的撐腰打氣，日本顯然缺乏同中國進行軍事對決的意志。這一點在2010年9月的中日撞船事件中表露無疑。當時，在中國堅定的維權決心面前，日本不得不無條件釋放中國船長，遭到了重大外交挫敗。隨著兩國國力逐年拉開差距，日本將越來越失去同中國軍事對決的本錢。
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為維持其霸權地位固然有意阻撓和干擾中國崛起的進程，但在路徑選擇上，它顯然更願意通過策動菲律賓、日本等國家製造地區緊張局勢的手段，以及在人權、貿易、匯率、環保、知識產權等議題上挑起爭端的方式，達到給中國發展製造障礙的目的，而絕不願冒險同中國發生軍事對抗。
原因首先在於國力的限制。美國雖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其國力相對其兵力全球部署、軍事到處干涉的全球戰略而言終究是有限的。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中，美國僅僅是對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個小國發動了兩場反恐戰爭——而且還是在眾多盟友的支持下——就已使美國兵力上捉襟見肘，財政上債台高築，“財政懸崖”幾乎使美國政府陷入關門歇業的邊緣，而且至今都沒得到真正解決。因此，同中國這樣的大國發生軍事對抗，對美國而言同樣是不可承受的夢魘。
其次，在美國的霸權護持戰略中，需要警惕防範的遠非中國一家。冷戰時期的老對手俄羅斯，日益興起的發展中大國印度、巴西，甚至其“親密盟友”日本，都是美國著意防範的對象。美日同盟對美國而言除了防範和遏制俄羅斯（冷戰時期是蘇聯）和中國之外，另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看住日本、防止其軍國主義復活。同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漁翁得利。這是美國絕不願看到的。
此外，在當今各國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美關係除了具有對抗性的一面之外，也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一面。在貿易、金融、貨幣、投資、環保、反恐等領域中，雙方合作的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前所未見，並仍在繼續擴展和深化。完全對立的中美關係勢必損害這些合作，從而對雙方的國家利益造成傷害。美國在處理釣魚島問題時，也不得不考慮這一方面的因素。
於是，一個略顯弔詭的事實出現了：中國和美日在戰略上雖然互為對手，但在維護東亞地區局勢的基本穩定上，卻具有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基於此，在維穩的前提下，我們仍具有廣闊的維權空間。
戰略維權是實現雙重目標的基本路徑
維穩和維權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兼容，那麼，該怎麼做才能同時實現兩大目標呢？我們認為，戰略維權是實現我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雙重目標的基本路徑。所謂戰略維權，是指在大戰略指導下的理性維權行動。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以堅定決心和“對等反制”原則維護釣魚島主權與海洋權益
安倍晉三上台後，日本出現了一種危險傾向：儘管無力也不願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但他們認為中國希望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在日本的挑釁與侵權面前最終會選擇妥協退讓，因而無所顧忌，肆意妄為，頻頻製造緊張事態，不斷挑戰中國利益。這在博弈論中是一種典型的“鬥雞博弈”（Chicken Game）：譬如兩人在同一天主幹道上對開車，雙方都不避讓則同歸於盡，一方避讓則自己遭到羞辱並讓對方獲益，雙方同時避讓則均無損失。當前安倍政府的種種挑釁行為，其基本意圖就是通過自身“示強”，逼迫中國退讓並從中取利。
對日本這一企圖，我們應通過各種途徑，向日本以及國際社會顯示維權決心。首先，要以明確而堅定的語言反復申明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政策立場：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在領土主權問題上沒有任何妥協餘地。正如習近平今年1月在一次集體學習會上所言，任何外國都不要指望我們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苦果。其次，要有堅決的實際行動。對日本的侵權和挑釁行動堅定地以“對等反制”原則採取措施：你執法巡航，我也執法巡航；你跟蹤監視，我也跟蹤監視，堅持派出艦船、飛機實施常態性、立體化執法巡航。只有這樣，才能挫敗安倍政權的外交訛詐，保住當前在釣魚島“交叉控制”的重大外交成果，切實維護島嶼主權與海洋權益。
2、明確而審慎地確定釣魚島維權的具體目標，避免維權過度
在釣魚島維權中，勇氣和決心必不可少。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強硬，也不意味著能夠隨意抬高籌碼，更不意味著需要畢其功於一役。事實上，我們必須明確而審慎地確定維權的具體目標，保證目標的適度性和和有限性，決不能維權過度。具體而言，當前我國釣魚島維權的目標基本上可以限定為三條：第一：堅持常態化巡航，維護目前“交叉控制”既得成果，同時努力爭取日本、美國以及國際社會逐步接受這一現實；第二，以“對等反制”的原則挫敗日方以強硬手段迫我讓步的企圖，並做好危機管控的應急預案；第三，通過外交努力促使日本承認爭端，坐下來談判，同時逐步緩和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至於釣魚島問題的最終解決，包括驅逐日本勢力、實現單獨控制、島嶼的駐軍與開發等均應留待遠期解決，而絕不能列入中近期（5—10年）的戰略議程之內。依據如下。
首先，過度維權的風險過高。儘管美、日國並不願意直接同中國發生軍事對抗，但我們的過度維權很可能刺激日本在右翼勢力的鼓動下做出跳牆之舉。而一旦中日發生軍事衝突，美國基於《美日安保條約》的剛性約束和維護其全球聯盟體系可信性的需要（聯盟體系是美國在國力相對衰落的條件下維繫世界霸權的基石，被美國視為核心利益），可能被迫介入同中國的軍事對抗。如此，中國（連同美、日）將極可能遭受空前深重的民族災難。
其次，目前不是徹底解決釣魚島問題的合適時機。當前，我國的崛起和復興大業正處於關鍵時期。儘管我們無意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但我國迅速崛起本身就是對美國霸權地位的巨大衝擊，因而必然會遭致其壓制和干擾。根據世界史上歷次霸權轉移的經驗，新興的挑戰國達到霸權國國力的2/3左右時，是霸權國遏制力度最大和挑戰國承受戰略壓力最重的時期。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達到美國的一半，並迅速向2/3邁進，中美關係正處於高度敏感時期。我們必須高度集中戰略精力以應對超級大國的壓力，此時分散精力和資源是戰略大忌。
最後，時間站在中國一邊。十年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大約只是美國的大約1/8，日本的1/3，當前已是美國的一半，日本的1.5倍。同步消長的還有包括軍事力量和國際影響力在內的綜合國力。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速雖然較此前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8%以上，同美國近年來2%—3%以及日本更低的經濟增速形成了鮮明對比。國際政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實力依然是解決各種爭端時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按照當前中國同美、日權勢消長基本趨勢，我們完全有理由預期，若干年後，當中美國力對比發生根本性轉變、中日國力差距拉大到不具可比性之時，釣魚島爭端獲得完滿解決的時機將最終成熟。對此我們充滿信心。時間站在我們一邊。
在當前的形勢下，妥協退讓、怯於維權乃是取敗之道；而過度維權不僅代價高昂，而且風險極大。故此，戰略維權——在堅定維權的同時，保持必要的戰略謹慎——是當下我們能夠選擇的最佳路徑。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同時實現維權與維穩兩大目標，在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同時，順利擁抱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偉大明天。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5月號，總第18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