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公正、順暢的社會流動，是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保障，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社會分層“凝固化”和社會流動“緩慢化”抑制了社會活力，阻礙了社會成員聰明才智的充分發揮，也降低了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導致了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更致命的威脅是粉碎了在先賦性條件方面處於弱勢的群體通過努力改變生命軌跡、實現人生理想的希望，最終將導致社會緊張和社會衝突。
整合社會階層結構 實現中國夢，必須為每一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而要做到機會平等，就需要把日益分化的社會結構加以調整，構建良性的社會階層結構。但是，目前中國社會流動的門檻過高，弱勢群體改變自己地位的機會越來越少。以教育為例，改革開放以後，高考仍然是農民子弟改變身份的主要途徑。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情況發生了改變。來自貧困家庭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更加困難。據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調查顯示，家庭背景越好，畢業的工作落實率與起薪點就越高。父親為公務員的畢業生與父親為農民的畢業生對比，前者平均月收入比後者多400元，前者的工作落實率要比後者高出14個百分點。有些沒有背景的大學畢業生連養活自己都成問題，家庭付出的巨額投資得不到合理補償。而有背景的畢業生即使成績很差，也依然能靠關係和錢財進入好單位，並在工作中繼續受到照顧。在一個不合理的機制之上，教育就這樣不斷將社會中已有的階層結構一再複制，從而成為再產生社會不平等並使之合法化的方式。社會由此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富二代”、“窮二代”等詞匯，表明財富、社會地位以及貧困都開始繼承和傳遞。其實，存在貧富差距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險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正如孫立平教授所言：“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種絕望的感覺。”但是，這種可能性在當前是存在的。如今，不少貧困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低於高職生，乃至低於農民工已不是什麼新鮮事。
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現實，提供一個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構建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用它來抵消貧富差距過大帶來的負面效應。李克強總理在首場記者招待會上指出：“要對社會領域的相關改革進行推進，促進社會的縱向流動。比如說現在高等學校裡農村的學生比例偏少，我們要逐步提高比例，讓更多勤奮好學的農村孩子感受到希望。”在社會學家看來，橄欖形的社會階層結構是一種理想模式。為此，我們應該在三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消除戶籍、就業、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礙，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縮小農民階層。第二，通過政策和制度建設，鼓勵社會成員奮發努力，發揮後致性社會流動機制的作用。加快培育社會中間階層的成長，促進社會階層結構形態向橄欖形轉化。第三，實行社會流動和社會評價中的績效原則，建立公平的競爭機制，並實施有力的監督機制來保障社會公平的實現。通過整合社會階層結構，徹底逾越階層鴻溝，使每個人都對未來充滿希望，都憧憬著“人生出彩的機會”和“夢想成真的機會”。
（來源：學習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