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政治
當前的中國社會，已經處於利益多元化和價值觀多元化非常明顯的時期。但倘若你問許多普通的幹部，他們作為日常榜樣學習的，多半仍是曾國藩之類深植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實用主義政治人物。
具有科舉和官僚體係傳統的中國，在當代也實現了新的科層制度主要體現為政績考核下的領導幹部層層選拔和晉升制度。官僚體係對人志氣的消磨，會不會使得人在一級一級順著這種科層制奮鬥到中高層後，失去任何宏遠的夢想，內化為毫無自我特征的一枚官僚體係的螺絲釘？這是一個人們常常提及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當前，所謂“體制性障礙”都與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政府作為主要推手之一，無可避免地深度介入了經濟的各個領域。在接下來的時間里，由於沒有嚴格劃清邊界，在路徑依賴和官員本人利益、部門利益的催動下，市場經濟和社會建設的正常發展被極大地扭曲。
作為官僚集團的一員，如何能夠移動自身所處集團的奶酪？這場被稱為自我革命的戰役勝負一向難料。真正的政治家需要權衡取舍，而非四處逢源做老好人。
需要提醒的是，常人政治並不等同於政治家的平庸化甚至矮化為官僚體係的“代言人”，只不過是時間的推移和任何制度維持生命力必然會帶來的客觀階段領導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和固定的任期制等。政治家的決斷力照樣不可或缺，這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責任，正如10多年前的入世談判一樣。今天，誰也無法否認，這一決斷深刻改變了中國和世界。對中國市場經濟轉型做出重大貢獻的前總理朱鎔基，他推行的大規模行政體制改革，減員分流，是許多人至今懷念的“大手筆改革”。他曾聲稱，“抬著棺材”也要改革，的確也為時至今日的中國經濟打下了框架性的制度基礎。大批他所培養的經濟管理人才，正處在中國經濟的各個關鍵崗位上。
即使是對“摸著石頭過河”的鄧小平，我們也不能因為過往改革在時間長河中身影日漸模糊，而產生一種錯覺，似乎當時的改革就是增量改革，容易得很。通過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我們也可以看到，政治家一樣時常處於既得利益群體和思想“保守”群體的反對之下，無論恢復高考、包產到戶、精簡軍隊和特區實驗等，都是如此。政治家的使命是，不能讓我們這個社會被既得利益綁架，正如政治家的公共政策有時候也會被其綁架一樣。
常人政治時代的另一特點則正是常人政治本身帶來的，即政治家的責任更多傾向於利益的平衡和協調，任何“極端”的做法，往往受制於常人政治下的政治框架而變得“行不通”。比如，政治家現在不能不順應民意，矯正某些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同時又不得不在某些領域推進市場化。同樣，貧富差距拉大要求政治家促進財富的公平分配，同時也要警惕，非理性的仇富和不以社會整體財富增長為目標的社會再分配，都可能導致社會陷入整體性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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