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具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中國導演，張藝謀正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信譽危機：二婚、4個妻子、N段情史、7個子女、1.6億元人民幣超生罰款……近期一連串負面報道讓曾代表中國形象的張導走下“大咖”神壇，站在輿論的風口浪尖。除調侃他的眾多女人可出演一部《大紅燈籠高高掛》外，民眾更多地把譴責聲集中在他的超生傳聞上。由於這一問題事關中國基本國策——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雖然張藝謀至今未回應，但主管部門江蘇省計生委表示已著手調查，若情況屬實，將對照條款予以處罰。
“這種行為不能說明他（張藝謀）很牛，只能說明很可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之語，道出了多數民眾的心聲。公眾何以對張藝謀的超生風波表現出如此的激憤與不平？因為他身為社會名流，有錢有權有“關係”，核心問題則是他觸動了生育權平等，挑釁了法律的威嚴。
近年來，作為取代農民工和城鎮中下層人群的新一代“超生游擊隊”，中國名人、富人階層超生現象嚴重地衝擊著生育公平，而普通人辦個准生證都得費九牛二虎之力，更別提孩子上戶口與上學的艱難歷程，這樣鮮明的境遇反差，必然引發社會不滿。
大陸計劃生育政策，對超生者高額罰款，這能管得住囊中羞澀的百姓，卻並未成為阻擋有錢人超生的門檻，相反卻成了具有支付能力的他們的“合法”超生依據，認為交足了社會撫養費，就可以生多胎。
政策和法律平等地適用於一個社會的所有人，才是其保持權威和尊嚴的基礎，也是其合法存在的基礎。是誰給了張藝謀們超生的“特權？”假若他“與4女生7子”屬實，是誰為他開了一路綠燈？這其中必然少不了違紀違規，該重典重治的也不僅是張藝謀一人了，這一鏈條的每個環節都要追責。
名、富階層“不怕罰”的背後，是法律、制度的無奈與漏洞。如何補上這一漏洞，化解貧富差距拉開後的社會矛盾，是計生政策繼續有效執行的重要保障。但需提醒有關部門的是，在目前“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大問題”的社會觀念下，如果繼續單純以提高社會撫養費數額作為嚴懲有錢人超生的“法治”手段，其作用可想而知。（時間：5月11日 來源：美國《僑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