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快評／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前院長徐博東發表論文指出，五年來的實踐證明，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具有典型的兩面性。即“積極性”和“消極性”。
徐博東認為，從“積極性”一面來說，相對於冷戰時期蔣經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以及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挑戰大陸“一中”底線，製造台海緊張局勢，馬英九“三不”兩岸政策的“積極性”是顯而易見的。正因為如此，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五年來兩岸關係才得以大幅改善與突破，實現了歷史性的重大轉折，發生了60多年來從末有過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海協、海基兩會重啟協商談判，雙方簽訂了包括開放兩岸直接“三通”和“經貿交流合作框架協議”（ECFA）在內的十八項協議並達成兩項共識，在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嶄新局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步入了正確軌道，深入民心，不可逆轉！應該說馬英九為此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徐博東指出，馬英九兩岸政策的“消極性”同樣也是顯而易見，與其“積極性”同時並存。馬英九不惜違背他的競選綱領和上台之初提出的要推動兩岸政治對話、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和簽訂和平協議的承諾，藉口“先經後政”，實則堅持“只經不政”、拒絕兩岸政治性議題的對話與協商談判，消極“維持現狀”，致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至今仍處於低級的、脆弱的階段。
我們認為，徐博東的論述不無道理，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具有積極意義，發揮了積極作用。與此同時，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包含大量的消極因素和消極情緒。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不可能完全取決於個人意志，必須服從台灣的政治需要，也要服從於美國的戰略需要，個人的意志如果與之有悖逆，那就不可能得到正面的發揮。這個時候，消極因素就不可避免地突出。身不由己的現象就很嚴重。
下一個極端，抑制和化解消極因素，增進和擴大積極因素，這不僅僅是馬英九需要做的，也是晾乾當局需要做的。則有這樣的，才能夠化被動為主動，繼續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助力和活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