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要冷靜和嚴格區分日本部分政治家的右傾化（甚至右翼）和日本民眾的普遍右傾化，兩者會互為影響，但不能把兩者簡單地等同起來。毫無疑問安倍內閣的右傾色彩濃重，這是不是等於日本政壇全面保守是另外一回事。儘管中日關係在民主黨執政時期跌入低谷，但是冷靜地回想民主黨在歷史問題上的處理是相當出色的，首相和幾乎所有內閣成員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在對吞並韓國慰安婦問題上表示了誠懇的道歉，如果沒有釣魚島問題中日關係在民主黨執政期間本來可能有大發展，這就說明至少日本政壇不是鐵板一塊。即將舉行的參議院選舉執政聯盟的公明黨，就不願意同自民黨共同發表執政宣言也是一個證明。而用部分政客的言行來判定整個社會是不是右傾就更需要謹慎了。
《朝日新聞》5月2日的輿論調查顯示，54%受訪者反對自民黨修改憲法96條來放寬修憲門檻（贊成為38%），對於憲法第9條52%回答不需要修改（回答需要修改39%）。《每日新聞》5月3日的輿論調查則顯示，46%反對修改96條高於支持的42%。儘管很多日本人希望憲法修改，但是對於自民黨在不討論如何修改而先從手續上入手降低門檻的做法顯示了高度的警惕，正因為這樣，自民黨在參議院的選舉綱領中放棄寫入修改96條的內容。
《日經新聞》與美國的國際戰略研究所今年初共同進行的輿論調查顯示，儘管近九成日本人認為中國可能構成軍事威脅，但是贊成強化日本防衛能力僅五成左右。日本政壇的急速向全面右傾化發展不大可能。要記住安倍晉三去年高票當選首相並不是因自民黨人氣高，而是因為選民們對於民主黨的失望，這屬於逆淘汰的結果。
有人認為目前安倍晉三的暫時克制主要為的是參議院選舉，如果成功，安倍晉三將會原形畢露。但是應當看到過度右傾化的任何挑釁行為不會沒有代價，近期的事實證明在外交上會犧牲同中韓甚至美國的關係，而在國內會造成社會分裂，失去民眾支持和遇到來自其他政黨的反對。對於石原慎太郎那樣的民粹主義，即使那些相對保守層也保持警惕，在他們看來石原是所有問題的始作俑者，而且由於石原的介入導致修改憲法變得希望更小。
第二，需要認識到希望日本不出現右傾政治家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好願望，關鍵不在於徹底消除他們的存在，而在於如何縮小他們生存的土壤。日本政治家右傾化的動機大致來自兩個方面，第一類可以稱為“天然右傾者”或者“堅定右傾者”，他們往往是頑固否定侵略歷史美化戰爭的極右翼，日本存在的極右保守層民眾是他們能夠生存的土壤，對於這些人說什麼中日友好大局為重都是沒有用的。
第二類可以成為“機會主義右傾者”，他們主要關心的是能否因為顯示右傾而獲得更多的選票。當雙邊關係不好的情況下，外交問題上的強硬即使不會得分，也不至於失分（至少不會因為這個原因失去保守選民的支持）是這些政治人物的主要邏輯。他們的指導思想是選票和政治利益，這一點中國要有清醒的認識，這不是你做什麼工作就能夠做好的，中國能做的就是不讓這些政治家有大展拳腳的土壤。中國越是高聲地反對就越是幫助這些人成名，他們的“修正主義歷史觀者”就無形之中轉變成為了抵抗中國的外來強壓的“民族英雄”，結果是中國同日本民眾的對立產生，把原先一部分並不支持右傾政治家的人推向他們。
通過在日本多年的判斷，日本國民中大多數人在政治上並不偏右，中間道路的人很多，這些人群是搖擺的（swing group），他們在政治上更加關心的是經濟問題，而對於政治的右傾化的關心是偶爾性（occasional）的，但部分政治家要利用一些話題，把一部分選票往自己的陣營拉攏就需要一些話題，還需要國際上的“協助者”，而中國越是高調就中了他們的計算了。近年來，中國對日外交已經明顯改善了以前高調批評的做法，例如外長王毅上台後一次都沒有對日本正面表態，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煩，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談話既用詞克制但又充分表明了中國立場。
認知是決策的基礎，中日關係的未來不在於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也不在於最終誰控制了釣魚島，而在於雙方如何認知對方，這是一場智力遊戲，而如何避免誤認知的困境將真正考驗雙方的智慧。
在中日雙方關係緊張的今天，冷靜地看待對方很不容易，但是雙方的認知直接會影響到決策並且帶來重大的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