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1日電／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張雲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奧巴馬總統在加州進行“不打領帶”首腦會晤，作為美國在亞洲最大同盟國的日本，再次顯出“同盟困境”的煩惱。
日本的主流輿論對中美元首在就任不到3個月時間裡就進行為期兩天的“別墅外交”首先感到驚訝，畢竟日本首相2月正式訪美時僅僅受到午餐招待。對於中美元首究竟談了些什麼日本也充滿了好奇，擔心美國會不會背著日本同中國人進行“外交交易”。
日本的這些煩惱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從1972年中美關係重新開啟以來，任何一次中美接近都引發了日本類似的不安。從“尼克松衝擊”（在日本稱為“越頂外交”）到克林頓訪華中美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再到布什時期中美建立戰略經濟對話，到此次的“習奧莊園會晤”，日本審視中美日三邊關係始終沒有跳出可能被美國拋棄的所謂的“同盟困境”，擔心自身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存在感會因為中美接近而消失。日本的“煩惱”背後，是其外交戰略思維的三重誤區。
首先，日本把中美日三邊關係看成是一個零和遊戲，顯出其戰略思維缺乏厚重。日本的不安說明潛意識當中將中美接近看成是建立在犧牲日美關係基礎上的，也就是說中美關係的正增長等於日美關係的負增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將中美日三邊關係默認為“日美”對中國的“2對1模式”。問題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國人是不是仍然會用冷戰的中美蘇三角關係的模式來看待中國？更糟糕的是這種思維方式中中日戰略關係的缺失，缺少同中國戰略溝通只能讓日本加深不安和對美的猜疑。
第二，日本對於中美關係的關心並不奇怪，但是中美日關係不應該成為日本外交的全部。戰後日本將外交的三大支柱定位為日美同盟、聯合國和亞洲外交。事實上，冷戰時期的日本外交基本上就等同於對美外交，冷戰結束後，隨著中國的崛起，對中國外交逐漸得到了重視，但是對中外交的戰略定位尚處於過渡期。誠然，中美對於日本來說的確是最重要的國家，但是將外交的關注集中在這兩個大國並不一定能夠帶來希望得到的外交效果。日本應該認識到，如何在多邊外交、亞洲地區一體化等領域做出智力和外交貢獻，才會提高日本在對上述大國外交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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