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坦言，知道自己並不擅長寫大家看慣的“盜墓”，所以盡量避開短板，在擅長的方面狠下工夫：“無論是寫古代人物為爭寵和爭權奪利不惜手段地傾軋和殺戮，還是寫當下兩個年輕人單純的愛情（趙紅雨和武惠妃遇到的兩件事是完全兩個時代、兩個階層的），但對我們來說，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事——為了利益而結仇、而結盟——它是完全一樣的、平行的事。我一定要寫出當代人的情感、生活和價值觀。”
《長安盜》中充斥了大量金錢名利對抗道德文化的情節，給人很大的衝擊力和思考欲。海岩認為現代年輕人從出生到長大，整個社會都是一個逐利狀態，也覺得這個狀態天經地義，和他們那個時代的人是正好相反。面對當下社會現狀，海岩頗為無奈：“我們反感逐利，但是我們不能不逐利。”
談起讀者對新作的可能反應，海岩坦言自己對轉型與否並不關注，自己寫作很即興隨意，也不那麼在意大家對新作品的看法：“畢竟時代不同了，大家喜歡的東西都不太一樣，不能苛求。”
無論是聯繫了整個唐代歷史脈絡的武惠妃和唐玄宗的故事，還是現實中紅雨和邵寬成的愛情，整個作品裡兩條故事線在盜墓案中的相互交錯發展，環環緊扣緊密的寫作風格，這些都是海岩特色所在。
談起作品創作和外界評價，海岩調侃道：“起碼讀者總會認得獨特的‘海岩式’寫作風格，知道我不是代筆。”說起寫作，海岩坦言，我所有的作品幾乎都不是蓄謀已久，都是臨時起義。我可以跟媒體說我不想寫了，可能過兩天又寫了。談及到現在為止，他的所有作品中，哪部是最滿意的？海岩說，都差不多，我覺得挺不好比的。我覺得一個母親如果有五個兒子，你讓她說老大滿意，老二滿意，她說可能不好說。可能老三是殘疾人，對他心疼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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