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由國家發改委制定的《“十二五”城鎮化規劃》早在去年底就已完成，但遲遲未公布，主要原因亦是大家對城鎮化的路徑還沒有達成高度的共識。
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中央政府在討論什麼樣的城鎮化，地方政府在做什麼樣的城鎮化，都非常重要。”問題的關鍵是，兩者很有可能並不一致。他在中國很多城市考察時，鮮見城市的改革，而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擴張的衝動。
“對地方政府來說，城鎮化最重要的結果還是GDP。土地的城鎮化遠比人的城鎮化重要。與此同時，他們需要很多的錢加大投資，從而又進一步加大了早已高企的地方債風險。”他認為，中國城鎮化的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將取決於地方政府，因為他們才是城鎮化的推手。
放權
對處於轉型期的整個中國來說，怎麼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已經成為關鍵問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認為，必須扭轉由於政府過度干預經濟造成的經濟失衡問題。
她以近些年產能嚴重過剩的光伏、風電、生物制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例，痛陳政府干預經濟的弊端，“這些產業一上升到國家戰略，經國家規劃，就變成了政府行為，各級政府就把它作為一種政績工程，於是全國若干個政績工程出來，很快導致過剩。一些產能過剩到了一個非常極端的情況，這種產能不僅在國內需求過剩，而且放眼全球我們這個生產能力也是過剩的。光伏就是這樣。”
由於政府干預下導致的經濟失衡，“這麼多年的發展積累了巨大存量，GDP的總量，產能的總量，以及貿易的總量都挺大。要把我們的存量調整作為改革中最大的試點。”
然而，這麼大的存量到底怎麼消化、盤活，是個問題。
“怎麼辦？只有用時間來調整。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來化解我們過去嚴重過剩的產能。”張燕生說。
在他看來，當前中國經濟的最大困境仍在實體經濟。“實體經濟不穩中國經濟下一步要出大問題。”
霍建國同樣將實體經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強調，“現在的實體經濟發展困難主要是因為投資環境不好，給它們一個公平的環境，民間的內生動力發展欲望是很強的，若能動員發展起來將解決很多問題。”
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說：“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怎麼放權，民營經濟怎麼發展，怎麼打破一些壟斷，怎麼使得金融機制能夠為這些創業和中小企業服務。”
李克強上任之後，曾代表新一屆政府作出承諾，要把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的1700多項再削減1／3以上。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他又強調，大幅減少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真正向市場放權，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激發經濟社會發展活力。
放鬆政府管制也因此被學界擴大解釋為“李克強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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