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內瓦任職期間，斯諾登就已經產生過一次曝光政府秘密的想法。但那時他選擇了將此計劃擱置，因為“中情局的大多數機密與民眾有關，不是機器或系統，曝光可能會危及到他人，這使我感到不舒服”。並且，奧巴馬在2008年的勝選，使他看到了政治改革的曙光。所以曝光暫時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但在2009年，由於看到奧巴馬推行了自己最不贊同的政策，他的態度再次發生了改變。他同時還意識到：“你不能坐等其他人來行動。我一直在尋找領袖，但我意識到所謂領袖，就是要第一個行動。”接下來的三年中，他越來越深入地了解到了國家安全局的監聽活動是多麼的無孔不入。安全局聲稱“他們要了解這世界上每一段對話以及每一種行為的內容”。這讓斯諾登認定，國家安全局的監控早已達到了無可挽回的境地。從那時起，他便知道自己遲早會行動，因為 “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民族的存在構成了威脅”。
雖然無悔於洩密，但他對於被監視十分憂慮。在筆記本電腦上輸入密碼的時候，他用一張巨大的紅色頭巾蓋在腦袋和機器上，以防隱形攝像頭的監控。而比這更嚴峻的，是他將面對的未來。在美國情報界工作近10年。他知道美國最大、也是最機密的監視組織，以及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政府，正在尋找他。他也非常清楚，憑借那些高端技術，找到他絕不是件難事。而在談到洩密事件可能對家庭帶來的影響時，他一反慣有的鎮定，顯得有些情緒化：“我唯一害怕的是這件事可能對我的家庭帶來的傷害。我無法再幫助他們。想到這些我徹夜難眠。”他說著，眼裡泛起了淚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