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4日電／“安史之亂”中的杜甫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張籍說“洛陽城裡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複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一千多年來，書信在中華文化裡充當著集文學、美學、歷史、情感、書法、禮儀、信箋為一體的文化載體。然隨著電話與互聯網的普及，傳統家書正淡出我們的生活。21世紀初，費孝通、季羨林、白庚勝等數十位文化名人發起了搶救家書行動。陳立言，一位71歲的老人，40多年來將他人“棄若敝帚”的書信視若珍寶，其收藏的名人書信大多出自當年極具盛名的西南聯大及雲南大學等校的著名學者、教授之手。
40餘年300多封書信
“中國民族從很早就有了鴻雁傳書的歷史”，漢代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以悲憤的心情述說自己的不幸遭遇，其中那句“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更是傳唱千古；三國時期諸葛亮的《誡子書》，以“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勉勵後輩，也讓後世爭相效仿……從這些書信中，我們既能感受寫信者的至深親情，也能洞見他們的生活智慧和勇氣。
上世紀50年代，在外地讀書、工作的陳立言通過書信和他的父親交流，“嘮嘮家常，聊聊學習，談談工作，講講做人的道理。”他也通過書信跟周霖、劉華軒、朱立亭等人學習書畫，“他們書信語言很流暢，用詞很講究，書法也很靜美。”每次收到書信，他都愛不釋手，“中國的書信包涵的不僅僅是親情、友情等情誼，還包涵著治學、修身、禮儀等傳統文化。”
文革期間，陳立言在“盤龍區古舊書合作商店”看到一本舊書，“是民國初期出版的雜誌，名字叫《東方雜誌》。”陳立言打開看了看，發現裡面藏有兩片薄薄的信箋紙，“是一封寫於1942年的信，在重慶的郭世清寫給他在昆明的老師蔣維崧，前者是著名花鳥畫家，後者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書法篆刻家。徐悲鴻還在裡面附上了一封段話。”陳立言說，在看到書信的那一刻，他欣喜若狂，“這就是淘東西的樂趣，主人疏忽之間將舊書連同舊書信賣掉，又被愛好舊書的人買走，這種緣分可遇而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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