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關係重新建立
筆者借箸代謀，列舉下述幾個節點，足證中美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確實具有現實意義，並非空中樓閣：
一、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中美兩國居高不下的經濟上的互相依存度，業已將各自的國家利益變得無法與對方徹底剝離。如今中美兩國高低端經濟互相依存，美國又在中國作了巨大投資，亦即在中國擁有重大的經濟利益，情況與過去迥異。多年來，中國還是美國主要債權國之一，中國承購的巨額美國債券支撐了美國對資金的需求，亦即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美國政治、軍事機器的有效運轉。
當前中美兩國彼此之間存在著高度依存的經濟利益，別說兩國全面開戰，哪怕是長期在軍事上對峙，對兩國都構成不可承受之重。這就決定了兩國在對待是否公開敵對的問題上，必然慎之又慎。若非萬不得已，無論如何，不致於走此下策。
二、上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的重大進展，是國際組織的制度化和完善化。在當今這個訊息時代，世界已經變成“地球村”，而聯合國遠比一戰結束後成立的國聯更有生命力，也更有代表性。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均擁有否決權，這就將集體安全概念與傳統均勢思想結合起來，成為聯合國仍然保持勃勃生機的主要原因。
聯合國遵循富有創意的“預防性外交”及採取系列性維和行動，在協調大國的行動及平息地區性衝突時發揮重要作用。聯合國在調停和處理國際危機中起到的有益作用，遠非當年國聯所能比擬。一旦“老大、老二”之間在日後爆發衝突，這個現成的國際平台足以提供各方進行斡旋、調停的作用。
三、一個民族的戰略文化主宰領導層的決策導向。內向型的中華文明決定了中國國情與以往的崛起國如德國、日本和蘇聯截然不同。中華文明的內向性還來自中國歷代漢族帝王從來沒有對外擴張的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凡是擴張型的，都是入主中原以後創建的異族帝國。元朝、清朝姑置不論，唐代李氏皇朝是鮮卑族血統為主，明太祖朱元璋則是回族。
尤有甚者，中國歷代帝王向來不具備海洋意識，目光僅關注於中土。在傳統上，中國歷代帝王均缺乏海洋意識，從來沒有在海上與別國爭霸的意念。這與世界霸權國家素來重視海權的傳統是格格不入的。
四、核武改變戰爭性質
核武器問世以來，成為制約大戰爆發的重要因素。在核武器國家之間，從來就沒有爆發過戰爭，甚至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邊界衝突，原因在於核武器的特大殺傷力改變了戰爭的性質。正是由於核武器抑制戰爭升級的作用，在冷戰時代，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始終沒有升級成為熱戰。
今日核大國發射洲際核導彈，不足一小時即可發動一場全球核戰爭。核武器驚人的毀滅能力提高了核戰爭的門檻。核大國以軍事手段追逐政治、經濟目標，目標和後果可能適得其反，甚至水火不相容。核大國掌握的核導彈成為終極武器，與其說是軍事手段，還不如說是政治武器。其後果在下述領域直接影響了大國相處的規則：首先，核大國之間的衝突往往以“危機”而不是“戰爭”的形式體現出來。在三次柏林危機（1948 年、1958 年和1961 年）和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蘇兩國都給對方台階可下，以避免可能觸發戰爭的意外事件。
其次，核武器迫使超級大國在事實上奉行謹慎規則（a de facto regime of superpower prudence），避免迎頭相撞。代理人戰爭或者邊緣戰爭以間接、有限的方式應運而生。尤其是在西方學術界，核武器被認為是不道德的，這種觀念於今為烈。核大國形成共識：必須明確區分常規武器與核武器。
“事實上奉行謹慎規則”這一條也適用於美中關係。這就意味即使今後美中兩國發生大風波，兩者都會發現周邊存在信手拈來的轉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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