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5日電／斯諾登從一個“揭秘者”變成了莫斯科謝列梅傑沃機場過境區的“落難客”，拉美諸國向斯諾登提出了庇護的邀請，而有些國家則避之不及。斯諾登背後是一個斑駁的反美主義光譜，在伊拉克戰爭引起的反美主義退潮之後，斯諾登重新將美國置於任世人評說的舞台之上。
經濟觀察報刊文稱，委內瑞拉的新總統馬杜羅公開向斯諾登提出政治庇護的邀請，他繼承了已故總統查韋斯的反美主義的衣缽，將庇護斯諾登提升到反對帝國主義的高度。除了委內瑞拉之外，玻利維亞也向斯諾登伸出了橄欖枝，拉美國家的舉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斯諾登的“窘境”，此前斯諾登向20多個國家提出庇護申請，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接收他，包括普京也不願意接下這個燙手山芋，他並不承認斯諾登先生在俄羅斯境內，也不會將斯諾登交給美國，而是暗示作為自由人的斯諾登應該儘快找到“終點”。
在美國向香港發出引渡文件之際，斯諾登便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飛機，而美國則指責香港沒有照章辦事，而香港則堅持沒有收到完備的引渡文件。無論香港還是中國大陸都不願意因斯諾登與美國撕破臉皮，讓斯諾登溜之大吉還是上策。對於中俄等大國而言，斯諾登作為“揭秘者”的身份已經足夠了，在中美元首莊園會晤期間，斯諾登的爆料為中國解了圍，是美國威脅到了全世界的網絡安全。在未來，大國之間就網絡安全問題可以進行更加“平等”的商談，斯諾登功不可沒。
與中俄兩大國的“淡然”態度相比，歐洲這次比較激動，被自己的盟友監聽的感覺肯定不好，更為重要的是，歐盟與美國之間有多項信息分享的協定，斯諾登的爆料讓歐洲人有種被戲耍的感覺。2010年美國副總統拜登對歐洲展開外交攻勢，說服歐盟領導人能夠讓美國情報機構分享歐洲的金融交易數據。在反對恐怖主義的大旗之下，美國可以分享歐洲的金融交易數據和民航乘客的信息。斯諾登的爆料讓歐洲人對美國的信任有所懷疑，歐盟民政事務專員馬姆斯特羅姆在給美國官員的信中表示，除非美方尊重歐盟的數據安全法律，否則歐盟將被迫終止允許美國分享相關金融和民航空運信息的協議。拜登當年的外交成果可能被斯諾登一洗而空，更為嚴重的是，歐洲人意識到除了歐洲大國領導人的會談之外，歐洲企業的技術信息也可能被偷竊，尤其是德國先進的工業技術需要反監聽的高牆保護。
斯諾登讓歐洲人警覺起來，反美的情緒更像是一種防禦性的自我保護，歐洲國家也不願意接收斯諾登，連法國這樣反美主義情緒比較濃的國家也是如此。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的飛機因被懷疑藏匿斯諾登而被拒絕進入法國領空，此事引起拉美國家的反彈，點燃了反美主義的烈火。若不是莫拉萊斯“受辱”，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國也未必會大張旗鼓地宣稱庇護斯諾登。與其說這些國家喜歡或者同情斯諾登，不如說它們更討厭奧巴馬和美國。拉美地區的反美主義情緒主要是一種“羞辱”的心結，因為本來斯諾登與拉美國家沒什麼太多關係。
與馬杜羅的慷慨激昂相比，反美情緒最烈的中東卻置身事外，一方面斯諾登所爆料的網絡安全問題與中東關係不大，另一方面中東局勢震蕩，無暇他顧。從地緣政治向網絡政治的轉型過程中，中東地區或許不再是樞紐，斯諾登引起的風暴完全沒有波及到中東。
斯諾登是網絡時代的“深喉”，他挑戰美國政府的能量源於信息技術和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他被困于莫斯科機場則是傳統國際政治依然是每個人無法逃避的“空氣”；他所激起的國際政治效應也折射出這個世界的面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