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立（日本研究所文化室主任）：對於選後日本修憲問題的走向，我想從日本人的自我認知特點來談。日本人一般將自我分為“表我”和“裡我”，並依據情境熟練切換。這一特點較突出表現在日語中的“建前”（tatemae）與“本音”（honne）這一對概念中。“建前”是指“表面的言行”，“本音”是指“內心真實所想或說表面言行背後的實質”。
日本人的這種特點在對待憲法上就表現為，表面上日本憲法60餘年來未經任何修訂，但實際上日本歷屆內閣出於政治需要，通過曲解，憲法的實質內容已經被掏空。這次選舉雖然使安倍內閣越來越接近修憲目標，但日本各媒體的民調顯示，民眾最關心的問題還是安倍內閣的“景氣.經濟對策”。因此，修憲成功只不過會讓美國將來驅使日本更加名正言順而已。即使修憲不成功，對於精於切換“建前”與“本音”的日本政治家而言，也不會對美國將來驅使日本有什麼實質性阻礙，而與修憲相比，如何振興日本經濟應該才是安倍之“本音”所在。
中日關係“一時企穩易，真正向好難”
李薇：在外交方面，21世紀日本外交“最大的課題”始終是對華關係。外交是內政的反映，日本在追求“正常國家”的同時急需給自己在亞洲找到定位，而這個定位首先取決於如何看待中國。也就是說，對華關係處在日本內政外交鏈條最重要的位置上。短期看，安倍政權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右傾言行以及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沒有爭議”、“沒有談判餘地”的態度將制約其對華關係的改善；同時，受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定位的影響，安倍政權也將為打開中日關係僵局積極製造輿論，規避被大國外交“邊緣化”危險。
張勇：目前看來，中日關係的結構越來越多元與複雜。在思考安倍對華政策及中日關係走向時，應首先分析以下幾點：第一，內部結構。日本方面參與及影響對華決策的機構和個人仍呈上升趨勢，有不同的利益需求。第二，互動結構。在內部結構紛繁複雜的情況下，雙方能否有效互動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第三，外部結構。其中美國的作用明顯，它不希望兩國“抱團”，亦不願看到兩國持續“交惡”，即“鬥”而不“破”最符合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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