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安倍以美國為“後盾”，積極拉攏東盟相關國家，意圖形成東南兩翼策應共同對華的姿態，加大對華的外交壓力。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一直要求美國充當其“後盾”，表態支持日本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安倍不但在訪美時強調，日本的基本戰略是以強化日美同盟為基礎共同應對中國，在2013年度的《外交藍皮書》（概要）和《國防白皮書》中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由於中國船只不斷進入東海‘尖閣諸島’周邊的日本海域，日本的土地、海洋、領空和人民生命都面臨種種威脅……對此，日本決心鞏固同美國的聯盟，使之成為日本安全政策的基軸，加強必不可少的威懾”。
此外，安倍十分重視對中國周邊國家推進柔性外交，其範圍北起俄羅斯，南到東盟，西南至印度，其中尤為重視東盟相關國家，意圖構築“日本＋1”的對華包圍格局。以緬甸為例，自2012年12月以來，安倍及副首相麻生太郎已兩度訪問緬甸，不但免除了緬甸拖欠的2000億日元債務，並承諾提供1000億日元的政府開發援助，還要在緬開設經濟特區。凡此種種，都是戰後日緬關係所僅見。值得一提的是，安倍將越南、泰國及印度尼西亞三國作為首訪國家，並提出涵蓋“與東盟國家一道，致力於普及和擴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普世價值觀”、“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確保海洋的自由、開放”等內容的“東盟外交五原則”，其把強化與中國周邊各國的合作作為外交支柱之一的戰略意圖是清晰可見的。
最後，日本為防止兩岸在釣魚島問題上合作，主動在“漁業協議”問題上對台釋放“善意”，同意台灣漁民可在北緯27度以南的釣魚島海域，以及周邊12至24海里範圍的毗連區內作業，借此離間兩岸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
同樣是安倍內閣，又同樣面對中日關係的僵局，2.0版的安倍對華外交為何與1.0版時的所作所為大相徑庭呢？這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第一是安倍強烈的保守主義理念。本屆內閣以使日本“擺脫戰後體制”為己任，以修憲強兵為目標，但在日本沒有清算歷史且修改憲法可能招致國內及周邊國家質疑乃至反對的情況下，安倍必須為此創造條件。而釣魚島問題恰恰為其製造“中國威脅論”，意圖在國內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強化與周邊相關國家的戰略合作提供了便利；其次，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推進，美越發需要日本全面配合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最後，隨著東盟相關國家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紛爭加劇，其對華政策中的對衝因素日趨活躍，為日本實施對華戰略對衝提供了重要舞台。
概言之，安倍2.0版的對華外交以“政經分離”為目標，意圖通過“戰略對衝”的路徑依賴，用“以包圍迫談判”的方式，迫使中國就範。這背後是由安倍保守主義的政治理念及美國“亞太再平衡”等國際環境所決定的，而絕非是他為贏得7月21日的參議院改選而推行的一時之策。因此，作為中國的應對，一方面是要堅持“兩手對兩手”的“政經不分離”方針，另一方面需要用長遠發展的眼光，用新型大國關係中的原則加以指導和引導中日關係的未來發展，以便早日實現全方位、綜合性的戰略互惠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