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來，西方先後在中東發動數場地區戰爭，矛頭直插阿拉伯心臟地帶。以色列也因缺少了埃及的有力制衡，對其他阿拉伯國家肆意使用武力。但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對此反擊乏力，其表現甚至不如伊朗總統內賈德和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有學者曾指出：“如果說阿拉伯領導層曾經尚且支持過一系列失敗的事業——泛阿拉伯團結、藐視西方國家、抵抗以色列——那麼如今它已經完全失去了鬥爭的目標。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眾感到自豪。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受到了比貧窮和獨裁更具破壞性的詛咒。它們成了‘贋品’，被自己的人民視為異類，推行仿佛來自遙遠地方的政策。”穆巴拉克政權被推翻，很大程度就是因為外交過於親美所致。
此外，從經濟角度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過度親密，也加劇了埃及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依附性地位。在納賽爾時期，埃及一直採取“進口替代”戰略，通過發展本國民族工業擺脫對西方的依附。但薩達特時期開始推行“開放政策”，穆巴拉克上台後全面推行私有化，結果使埃及民族工業紛紛萎縮，埃及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日趨處於下游位置，成為只能靠出口初級產品、運河通行費、旅遊業、僑匯乃至外援勉強度日的“乞丐國家”。美國學者也在2010年9月撰文稱埃及是“尼羅河病夫”。
換句話說，當初埃及爆發“一二五”革命，以及此後“翻烙餅”式的政治變革，其中一大不言自明的目標，就是要最大限度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和控制，恢復民族自豪感。這使埃及各界有意識要與美國保持距離。長遠看，如果埃及軍方主導的臨時政府仍不能實現這一目標，埃及民眾仍可能繼續造反，“將革命進行到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