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經曆了分稅制之後的1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威脅持續增長的因素也陸續開始顯現。這包括中國與歐美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固定的彙率開始受到指責而被迫升值；日益突出的人口老化，城鄉間、內地沿海之間的人口流動規模出現下降，基礎教育的普及和不斷提高的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支出提高了非技能勞動力的雇傭成本。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危機和“新常態”的出現的沖擊對中國的增長放緩跡象更是雪上加霜。
很清楚，眼前的增長放緩是原有的增長機制與改變的增長條件之間正在產生摩擦的信號。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的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與我在去年9月的一次關於中國增長減速的對話中都認同，中國顯然已經進入到兩種增長模式轉換間的過渡期。很多經濟體在這個過渡期里束手無策而陷入長期增長停滯。中國是否能平穩過渡到新的增長階段上去，是李克強總理面臨的挑戰。
不過，在中國應對這個挑戰並不像搬動長城那樣的無望。中國不僅幅員廣大，而且內部各地區之間的生產率水平差距巨大，這意味著僅僅是資本在地區間的再分配就能立刻幫助改善落後地區的增長率，並提高整體的生產率水平。過去5年，出現資本回報下降的產業資本正在努力從沿海發達地區向落後地區落戶。在增長模式轉換的過渡期內，這當然是對持續增長的必要支持。
但是，與朱鎔基時期的情況不同，在參與全球產業鏈上，中國今天面臨了更多的競爭對手。長遠來說，除了資本的轉移，在新的成本和勞動力結構條件下，中國需要激勵能不斷提升生產率和鼓勵附加值升級的經濟活動以進一步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收入差距。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機制上去鼓勵和誘導技術和產業的轉型升級。李克強執政之初提出要打造中國經濟的2.0版，用意顯而易見。產業和技術的轉型升級是“克強經濟學”的核心命題。
一個習慣於在給定的技術和產業目錄上鼓勵增長的經濟如何自主實現技術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這是李克強政府正要回答的難題。回答這個問題就意味著政府選擇並決定扮演什麼角色，採用什麼樣的功能性政策。即使經濟學家的爭論從未休止，但過去10多年來中國政府顯然一直努力在加強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的干預力度和中央部委相對於地方政府的權勢，2008年以來尤甚。這樣的做法和政策正在受到知識界和社會精英們越來越多的批評。而看起來李克強正在試圖改變這個縱向控制的趨勢，把更多的協調變成橫向的，並將這個職能還給地方和市場。為此，在技術與產業升級問題上，他似乎試著做“減法”：努力避免整齊劃一和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的干預，減少政府部委過多的干預，把更多的權力下放給地方而不是留在中央部委，給予地方更多的試驗空間和自由。以經濟學家的眼光，這是值得肯定的改革要義。
看來，朱鎔基與李克強都站在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候。現在的媒體和大多數財經評論都熱衷於把今天的李克強比作當年的朱鎔基，意圖當然也就可以理解。但其實，兩者沒有可比性。朱鎔基做加法，而李克強要做減法。此一時彼一時。當年的朱鎔基不得不與地方大員“作戰”，要通過財政再集權來扭轉中央收入的相對下降和為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而穩定宏觀經濟，而今天的李克強則不得不與地方大員合作，要通過向下的分權來培育和維護自下而上的創新與轉型升級的動力，終止經濟的過早放緩。
（來源：大公網轉載《金融時報》7月31日專欄文章，作者張軍，原題《朱鎔基與李克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