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給雲南省裡領導打了個電話：“如果沒有這一條，你們的東西就沒有任何新意。”他趕緊在北京組織法律界專家和媒體又召開了一次小型座談會，把大家的意見匯總成一份四五頁的文檔，提交給雲南。“其他怎麼寫都可以再討論，但重大創新點必須出來，否則雲南搞這個沒有意義。”何道峰反覆強調。他所說的創新點，就包括政府退出公募市場。而在最終頒發的文件中，何道峰發現這一條又被恢復了。
實際上，這算不上什麼新提法。早在2003年，時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的王振耀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政府將減少直接出面組織群眾捐款捐物的“集體活動”，避免直接參與募捐。
可如今10年過去了，雲南是第一個將這個內容寫入政府法規中的。“很多地方提都不敢提，因為會觸碰很多利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室研究員楊團說。
2004年，慈善事業和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保險一同被列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寫入了中央文件。在楊團的印象中，各地的“慈善風暴”就是從之後開始刮起來的。因為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理解中，慈善成了政府的事，就可以號召捐款給地方政府、或者放在地方慈善總會的戶頭上，由政府決定公民捐款花在哪裡了。最後，慈善變成政府的工具，公眾的捐款變成了用來直接補充公共財政不足的“慈善財政”。
2011年，陝西神木就刮起這樣一陣“慈善風暴”。為了籌集“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養老”三大公益基金，神木縣政府成立了8個募集小組，由政府各部門領導牽頭，募集範圍覆蓋公務員系統、煤炭系統和各大企業。在當時媒體的報道中，科級幹部每人要捐2000元，募捐晚會上台舉起大額捐款牌的“煤老闆”幾乎都僵著臉。
帶有官方色彩的慈善組織也不願意放棄這個特權。“大量慈善系統都在做當地政府的‘錢口袋’，用這種方式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楊團說。
“政府背景”不僅僅意味著地位，還有權力。“政府辦的慈善機構更容易募捐，說實在的，很多捐款人也是衝著權力來的。中國的捐款現在主要來自企業，他們願意與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機構打交道，有時背後還存在權錢交易。”徐永光說。
在他看來，政府、官辦慈善機構、捐款人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難以打破的利益鐵三角，而想要突破這種路徑依賴非常艱難。
“政府要願意割肉，敢於割自己的肉。”徐永光說。
這僅僅是一個先聲
雲南民間組織“綠色流域”發起人於曉剛對此也持觀望態度。“政府退出之後，我們可以互相競爭，像一個市場那樣。但我不覺得政府能夠完全退出，其實，只要政府不壟斷就好。”於曉剛說
楊團曾經是中華慈善總會常務副秘書長，她毫不客氣地批評，現在一些地方慈善機構，成了“政府的收錢口袋”。
她始終記得，1994年中華慈善總會成立時，民政部老部長崔乃夫曾明確提出，“我們不是政府，要和政府分開”。當時，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還跑過來說，慈善捐的錢是國有資產。崔乃夫的回答是：“不行，這不是國家的錢，是社會的錢，老百姓的錢，我們要對捐款人負責，國家是不可以插手的。”
令人遺憾的是，“到今天，慈善的錢該怎麼花、政府的權力邊界在哪裡、什麼是越界，還是不清楚，這是今後的大患”。在她看來，雲南此次把“政府退出公募市場”寫入地方文件，是重申了權力不要越位這個常識。
對於雲南的這次改革，雲南省內的社會組織表現得比較冷靜。雲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長沈光鑫認為，雲南省政府的後退，意味著慈善往前進了一大步。但他同時擔心，在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如果政府還是變相規定款項要通過紅會和慈善總會，那就“局限在怪圈裡”了。
雲南民間組織“綠色流域”發起人於曉剛也持觀望態度。“政府退出之後，我們可以互相競爭，像一個市場那樣。但我不覺得政府能夠完全退出，其實，只要政府不壟斷就好。”於曉剛說。
在何道峰看來，雲南目前的改革還僅僅是一種先聲，距離落實還有很長的距離。“‘政府退出公募市場’，什麼叫政府，是指省、地區政府還是含政府的所有職能部門，含不含職能部門下面的事業單位，工青婦等社團能不能接受捐贈?這得列單子，活兒還多著呢。”他說，“政府只有把自己的位置擺得中立，把‘兒子’趕出場，裁判才有公信力。”
7月18日的座談會上，“免費午餐”發起人鄧飛獲得了最後一個發言機會。他發現雲南貧困地區的營養午餐中，麵包和牛奶存在一些問題，他打算讓自己的團隊進駐。擔任主持人的雲南省省長李紀恆現場回應：“歡迎免費午餐來雲南。”
對於這一幕，坐在會場裡的沈光鑫很感慨：“雲南目前只有48家登記的基金會，改革之後，對我們也是很大的挑戰。但有了挑戰也就有了市場，在更大的群體裡優秀才是真正的優秀。”
這位被認為帶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社會組織領導人給記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兄弟省份遭遇泥石流災害，政府硬是要求所有捐款必須通過紅會。當時，正是“郭美美事件”最熱鬧的時候，民間組織和公眾拒絕捐款。“政府本想把社會資源這個大西瓜裝進自己口袋，最後西瓜沒吃到，芝麻也丟了，我們不要幹這種傻事。”他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