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紅利助力轉型
上海在建設“四個中心”過程中，一直困惑的一大問題是：現在上海的總部經濟，即跨國公司總部加上投資公司和研發中心，落在上海的跨國公司總部大概400多個，絕大多數是行政性質的，資金運作不在其中。同時上海的產業發展也碰到類似的問題。
“這是我們多年困惑的事，最有實際價值的都沒在上面，這對我們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提供了這麼多的基礎設施，這幾年我們一直在探索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楊雄拋出了上海的疑問，上海能否通過自貿區改革使上海的總部經濟運營起來。
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許善達看來，“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可以在上海得到最大體現，因為上海的產業結構、經濟實力、幹部素質、企業家能力、就業人員資源等在全球都有一定優勢，有基礎通過改革創造出更多的紅利。尤其上海在自貿區建設中，將涉及很多方面改革，包括財稅、金融、外匯、貿易等，從而進一步推動上海把握“改革紅利”。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則提出：“如果要獲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紅利，必須實行新的開放，由貨物貿易開放為主轉向以服務貿易開放為主。”他進一步分析，傳統的開放模式包括貨物貿易及加工貿易、勞動密集與資源禀賦型制成品出口，可在目前出口需求下降、資源爭奪激化的大背景下，想繼續獲取全球化新紅利，必須實行新開放，包括由單向引進開放轉向雙向互動開放；由降低關稅壁壘為重點轉向降低無標價壁壘為重點。
“今後10年要做的事有兩件，一是發展轉型，二是進一步改革開放，如果兩句話並成一句，就是用改革開放來推動發展轉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上海建設自貿區尤其要注重發展轉型的途徑，一是製造業的服務化，即製造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二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吳敬璉強調，上海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具備良好的條件，但在具體發展時需要牢記一條宗旨，就是企業才是原始創新的主體，要給予企業更多的自由空間，而不是由政府部門或機構指定創新主體。發展怎樣的新興產業，不應由政府決定，而是由企業自主決定，政府所要做的是順勢而為，因勢利導。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則指出，要在制度設計上加大開放力度，進一步在服務領域擴大改革開放。上海服務業與製造業的良性互動尚未形成，這與管理模式的欠缺不無關係，“不能用製造業的管理制度來推動服務業。服務業千差萬別，具有多元化、個性化的特征，因此要給予企業自由活動空間。同時，可以加大對民營經濟的開放力度，從更大範圍獲得支持和資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