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的漫長課題，搞行動對抗的異見人士在中國出了一撥又一撥，其中不少後來去了國外，他們的影響力總體看被互聯網上新生的輿論反對派分去一大半。至少目前社會對後者形成較高的適應度。但“對抗”仍是中國社會很不熟悉的事物，圍繞它的磨合是中國改革最嚴峻的挑戰之一，各方需要對此抱以慎重態度。
當局需要清楚，拘留任何有一定知名度的“異見人士”都有可能演變成輿論事件，因此每一次拘留都應在法律依據和司法程序上無可挑剔，判決的量刑亦能得到社會認可和支持。無論誰違法，法律都等在那裡，這樣就有可能使每一次司法追究都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清晰證明。由於輿論中非理性的情緒很多，這對當局行為的準確性構成緊迫壓力。
對抗性的異見人士也應清楚，中國處在轉型和進步的特殊階段，無論他們出於什麼目的，過於激烈的對抗行為有悖社會根本利益，遭到法律追究和限制是必然的。如果他們的對抗是不顧一切的，他們等於選擇了非正常的人生。
也許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注定少不了一些對抗導致的社會代價，但盡量減少這樣的代價，比“用對抗改變中國”更應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理想，因為前者才是中國人緊迫的共同利益。對抗遍布今天的世界，它們帶來我們可以看得見的巨大社會痛苦。減少對抗對個人以及對社會都具有重要的人道主義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