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兩岸高層接觸創新模式、提高層級
胡錦濤於2008年4月、李克強於2012年4月，分別與應邀參加博鰲論壇的台灣候任“副總統”蕭萬長、吳敦義會談，開闢了兩岸高層互動新模式。2013年4月8日，習近平在博鰲與台灣前“副總統”蕭萬長會談。2008年11月以來，胡錦濤在一年一度的APEC峰會上與馬英九的代表、台灣前“副總統”連戰會晤，開啟了兩岸國際場合互動的新模式。這些高層互動實際上具有“准政治對話”功能，對於兩岸累積互信、解決台灣方面的緊迫性需求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兩岸兩會協商進入“准官方談判”、“准政治對話”新階段
兩會協商定位為民間性、事務性、功能性商談，但兩會實現領導人互訪與兩會協商正常化、制度化，兩岸副部級官員以兩會顧問或專家身份直接開展業務商談，標誌著兩會協商邁入“以官扮民”的“准官方談判”階段。尤其是，有關司法互助、海關合作等協議隱含“互不否認治權”意涵，兩會磋商互設綜合性辦事機構過程中討論“是否掛國旗”、“派駐人員是否具有探視權”等政治問題，“無異為兩岸架接了從‘互不否認治權’，逐漸走向‘相互承認治權’的橋樑”。⑥
（六）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取得一定進展
5年來，國共兩黨、兩岸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庫、機構，就探討兩岸政治議題進行了務實探索和有益嘗試。2009年11月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2012年7月的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2012年12月的“台北會談”、2013年6月的“北京會談”、2013年6月的“築信研討會”，圍繞促進兩岸政治關係、強化認同互信、探索政治安排、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議題展開討論，對兩岸加深瞭解、積累共識、探討“深水區”的兩岸政治關係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七）兩岸軍事安全互信取得初步進展
與李登輝、陳水扁時期兩岸劍拔弩張的局面相比，當前兩岸軍事安全互信取得初步進展，軍事對峙局面有所緩解。一是兩岸退役將領交流層級提高、密度加大、形式多樣、議題廣泛，在島內外產生積極影響。二是兩岸聯合人道救援和海陸空聯合搜救演練不斷提升層級，既穩步提升了台灣海峽海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又打開了兩岸准軍事合作新局面。⑦三是兩岸軍事演習和軍事宣傳用語有所克制。大陸“跨越——2009”軍事演習沒有將台灣對面的南京軍區包括在內，台灣兩年一度的“國防報告書”大幅減少煽動“大陸威脅”的文字。2013年5月28日，馬英九主持年度軍政兵推模擬東海、南海漁事糾紛、發生戰事的因應狀況，“暗示中共不再是台灣唯一假想敵與最急迫威脅”。
兩岸政治關係的進展，對兩岸關係的改善和兩岸自身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一是降低了兩岸政治緊張，增進了兩岸政治互信和社會互信，深化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二是為大陸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營造了較好的兩岸環境；三是為馬當局和國民黨創造兩岸政績、鞏固執政地位，為台灣發展經濟、擴大國際參與，創造了有利條件；四是遏制了“台獨”社會基礎擴張的勢頭，加大了民進黨調整兩岸政策的壓力。
兩岸政治關係仍處於初級階段
正常化、制度化、機制化水準較低
（一）兩岸關係的敵對性質沒有根本改變
5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取得重大突破，但上個世紀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依然存在，兩岸敵對狀態並未結束，兩岸在政治、軍事、涉外、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柔性對抗仍較嚴重。兩岸沒有公開承認對方“憲政秩序”的合法性，涉外領域的柔性對抗仍較嚴重，對對方政治制度仍存不同程度的偏見。兩岸軍事部署仍有一定針對性，台軍以大陸為“唯一假想敵”的軍事戰略沒有改變。
（二）兩岸對雙方政治定位、台灣前途走向的立場分歧嚴重
2008年5月以來，兩岸雙方承認“九二共識”，但對一中內涵和兩岸政治定位的分歧相當嚴重。大陸強調“一中框架”，在兩岸關係上“默認彼此為分立的政治實體”，但對外仍“堅持國際法的政府完整繼承”，短期內不可能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而馬當局刻意突出“一中內涵”差異，強調“一中各表”、“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兩岸的憲法定位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途問題上，大陸提出“在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⑧，而馬英九不再提在2008年競選期間提出的“終極統一論”，重申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現狀，宣稱“統一沒有時間表”。
（三）兩岸官方公開、直接的交流對話管道仍未開啟，政治對話仍未展開，兩岸政治僵局仍未打破
由於兩岸未能就彼此身份定位達成共識，兩岸官方交流沒有實現正常化、高層化、制度化、機制化。兩岸行政部門負責人仍無法以正式身份公開直接交流，也不能就敏感政治議題公開對話，兩岸事務性協商仍須通過兩會“白手套”進行。兩岸處理一些重大政治問題、重大利益關切，如台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等，主要依靠兩岸的互信、大陸的善意，缺少制度化、機制化安排。兩岸軍事、涉外、立法等部門亦未建立正式對話管道。兩岸領導人建立熱線電話、以適當身份會談、公開互訪等，迄未實現。
（四）兩岸政黨關係沒有實現正常化，國、民、共三角關係極不穩定
因政治互信基礎差異甚大，目前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兩岸主要政黨間的三角關係極不穩定，兩岸黨際交流間接、單向、不平衡特徵明顯。國、共實現了高層交流，但主要是國民黨高層來大陸交流，現任政治局委員以上中共領導尚未赴台交流。國民黨籍“總統”兼任執政黨主席時，兩岸執政黨領導人因身份等問題未能會面。作為馬英九代表的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其在大陸的講話如得不到馬的授權，影響力將大打折扣。民進黨與共產黨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現階段民、共不可能正式接觸對話。民進黨與國民黨既有兩岸政策主導權之爭，更有執政權之爭，在兩岸問題上攻擊、抹黑國民黨。由此可見，民進黨是導致國、民、共三角關係不穩的重要因素，紅、藍、綠“惡質化政治關係”正是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無法進入正常化的主因，是兩岸無法強化政治認同與互信的關鍵。⑨
兩岸政治互信基礎薄弱，兩岸政治對立嚴重，兩岸政治定位難獲共識，這是兩岸政治關係無法突破的癥結。受此影響，兩岸政治對話遲未開啟，兩岸政治關係脆弱性較強，兩岸戰略互疑長期難解，兩岸關係難以全面穩定深入發展。另一方面，兩岸政治定位的分歧，“造成國民黨不僅必須因應對岸回避‘中華民國’的主權對立難題，還得防範綠營借‘修憲’將主權異化的企圖”⑩，使國民黨調整兩岸政策倍感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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