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的目的是切割兩岸
至於利用近代台灣遭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曾經與母體中國大陸分離的兩岸歷史記憶斷裂，台灣分離主義者論述核心之一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其目的是切斷兩岸的歷史連結。其主政者明言“在台灣逐漸形成國家意識，邁向建立新國家的時刻，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史正是型塑這股力量的源頭。檢視這段歷史也正是建立台灣觀點重要的基礎”。因此，台獨對日據歷史的論述，居然肯定馬關條約是台灣命運的轉折點，透過日本帝國統治，台灣展開近代化的發展，頌揚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辦大學，引進現代教育等，好似厚我台民良多。
事實上，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人民的屠殺、壓榨和歧視，罄竹難書，但無可諱言，從技術層面來說，日據時期正逢人類工業革命後的近代建設時期，故日人在台灣亦有所建設，但其本質是殘酷掠奪與壓榨。因時間有限，在此僅舉例一二。以縱貫鐵路為例，日人於1895年侵台，當時中國已修建基隆—新竹段的97公里鐵路，並且已經營業。日本人是自1899年5月起，自南北兩端同時動工，1908年完成基隆至高雄的縱貫鐵路，前後歷時九年；但在1897-1902年六年間殘酷鎮壓各地的武裝抗日事件中，遭日本殖民政府殺害者總計至少超過二萬人（當時台灣人口僅約260萬人）。
在教育方面，日人更是在小學、中學、高中與大學各階段，均實行二元化的極端歧視政策。台獨只頌揚日本人在台灣設立大學，但卻不提日人歧視台灣人的程度。日據時期台灣只有一所大學，就是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1943年時台灣唯一一所的大學-台北帝國大學-學生總數共454人、其中日本人384人、台灣人69人（64名學醫），但當時日本人僅佔台灣居民總人口的6%，台灣人佔台灣總人口的94%，卻只享有15.2%的大學教育受教權，台灣人被日本殖民者歧視到這種程度，稍有良知的台灣人不可能會親日。
日據時期，日本人在台灣是以近代國家機器，從初期的血腥誅殺，及中後期經由法律、警政、行政、金融、新聞管制與軍憲威懾等公權力，結合引進之巨額資本與先進技術，構成嚴密的殖民地剝削體系，強奪豪取壓榨台灣，為殖民母國日本攫取天大利益。整個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與其統治之台灣人民間的關係，就是屠殺與被屠殺、壓迫與被壓迫、歧視與被歧視的血淚殖民關係。
因此，整個日據五十年，台灣人從未終止抗日，只是前期是從事武裝抗日，後期轉為非武裝抗日，也就是從事在日人法律範圍內的公開政治運動。後者，台灣菁英林獻堂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蔣渭水則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尤其是後者所謂推動發達台灣文化，其本質就是保存中華文化，日本人怎麼會不懂？
皇民化的日本國認同改造
1937年7月7日爆發蘆溝橋事件，此時日本統治台灣已經四十年了，台灣社會不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個中國化的社會，台灣人也仍然視中國為祖國，日本人不可能永遠容忍台灣人視中國為祖國。因此，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最後八年，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發動翻天覆地的“皇民化運動”，其目標即摧毀台灣民眾的中國民族意識，改變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將台灣人同化為日本人的思想改造運動。
但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同胞是自北而南，全島熱烈慶祝台灣回歸祖國。是年除夕，即使在台灣最南端高雄州阿猴平原稍微靠山的潮州地方，家家戶戶揚棄日本式的慶祝新年方式，自動自發地改成以貼上中國式的紅紙聯，上面寫的是“還我河山，祝台灣光復”。日本人寺奧德三郎就感嘆，日本在台灣開拓五十年之文化，已在一夕間化為昨日之夢，全島各地連這樣的鄉下地方，都在謳歌復歸祖國，令在台灣的日本人有隔世之感。
前總統李登輝的人生是走過台灣光復、台灣民眾如此認同祖國的歷史見證者，所以他當然瞭解，如果要實現台灣獨立，則其前提條件是要建構台灣民眾對台獨的認同。因此，李登輝反覆強調要重視台灣的認同問題，並稱“台灣的認同是極其複雜的問題，並不是建立‘台灣共和國’或宣佈‘獨立’，就能解決的”“究竟是認同中國，還是認同台灣的族群問題，也必須釐清解決”。
然而，因為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深層影響，中國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常相互滲透而難以分割，有時文化認同甚至是政治認同的重要基礎。文化範圍廣泛，它包括歷史、文字、文學、語言、風俗、習慣、宗教和政治制度等，其中以歷史的影響最廣最深，因為歷史是人類的集體記憶，孕育了國族認同。試問，在台灣的本省民眾與外省人，我們在文字、風俗、宗教和習慣等不都相同嗎？但只有在語言和近代歷史記憶不一樣。關於語言，兩岸密切交流十餘年，台商已瞭解內地各省方言眾多，能理解並接受語言上的差異，所以剩下來的只有歷史記憶和兩岸政治制度的差異。
恢復台胞祖國認同實現兩岸統一
因此，筆者提出恢復台灣先賢熱愛祖國的“台胞認同祖國化”，亦即喚起台灣民眾祖國認同的歷史記憶，認知對岸不但不是“敵國”，對岸是我們先人熱愛的祖國。台灣本土作家鄭鴻生曾云：“台灣人的政治或社會活動不只是與整個中國現代化歷史接得上，也是參與其中的。台灣人只要能夠接受這段歷史，也就較能心無掛礙地接受中國人身分”。
無可諱言，如果以1949年為分水嶺，則之前的滿清推翻、民國建立、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八年抗戰等國民黨史觀，似欠台灣人民的蹤影，致使台灣民眾感受其在近代史中似是頗為空白，期間日據時期島內台灣人民的非武裝抗日，尤其是斯時台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歷史，亦遭埋沒。故本人以傳承台灣先賢的祖國認同而自我期許地創辦了《祖國文摘》雜誌，盼藉真實歷史知識的表述，有助將我們台灣人與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相連結。
我個人是研究歷史的，所以偏好藉鏡歷史經驗。誠然，歷史不能複製，但卻會重演，並可從歷史經驗中得到啓發。在台灣的歷史中，鄭成功率南明政府遷台及其後的反清復明，與蔣介石率國府遷台及其後的反攻大陸，不就很相似嗎？
從中華民族漫長歷史長河的宏觀視野來看，“中華民國”可說如秦漢與隋唐中的秦隋翻版，秦朝結束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分裂動亂，隋朝結束了南北朝三百年的分裂動亂，但秦隋只是為後續的漢唐開啓了盛世。國府之於中共，就如同秦之於漢，隋之於唐。“中華民國”雖然推翻滿清，但未能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反而使我國陷於中央政府解體，各地軍閥據地稱雄，外加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國土大半淪陷，抗戰勝利，兵敗退遷台灣。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在大陸，則開啓了一如漢唐般中國崛起的盛世。故以史為鑑，當此中國再次振興復興之際，展望未來，兩岸統一是不可逆轉的天命。
至於台灣以什麼方式與祖國復歸統一﹖眾人皆知，人類歷史上的統一只有“和平統一”與“非和平統一”，如果說統一是不可逆轉之勢，那台灣民眾是要經由和平的方式統一﹖還是經由非和平的方式統一？答案是清楚的。如果是經由和平的方式統一，我想統一在“一國兩制”，亦即變更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政治圖騰，其餘現狀就地合法化，應該是最佳選擇。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9月號，總第1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