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您為什麼要用“忍不住的關懷”這個題目？
楊奎松：這可以說是我對中國那些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本性的一種概括。當今的中國人，大概很難理解當年中國的那些熱衷於政治話題的讀書人或知識分子。他們原本就不是學政治的，有些人甚至是搞自然科學的，他們幹自己的本行，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績來，談政治不僅外行，而且危險纏身，他們幹嗎要自討苦吃？因為他們受到良心的驅使。當時條件下最讓他們忍受不了的，就是國家、民族總是處於危難之中，看不到解決的希望。因為他們實在看不慣種種盱瞞無能，“忍不住”想要說話。老實說，對現實看不慣、忍不住的人總會有相當多數，但當年沒有網絡，大多數民眾沒有受過教育，能夠且願意寫文章發表出來的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因此他們才顯了出來。
南都：那個時代有一部分選擇去台灣，而一部分留在大陸，除了思想的左右以及與親共親國等解釋，還有其他的因素嗎？
楊奎松：我不認為左、右、國、共是普通人當年選擇去留的關鍵。談知識分子時，大家只注意到知識分子當年有選擇去留的問題，其實當年被迫要選擇的人可謂千千萬萬，社會什麼階層的人都有，問題是，你有沒有做此選擇的條件。即使是知識分子，當年有條件選擇去台灣或出境的又有幾人？因此，不把眼界局限在知識分子身上，就會發現，當年有條件做此選擇的人們，去或留主要是因為兩大原因，一是切身利害；二是國家民族。前者恐怕是大部分人考慮去留的一個主要的出發點；後者則多是有強烈愛國情懷的知識分子。只不過，當年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是有政治傾向和價值取向的，認同國民黨代表的舊政權的，跟了國民黨去；寄希望於共產黨將要創立的新政權的，留了下來。也有既不認同國民黨的政權，也不相信共產黨的政權，多半都去了香港或外國。
以道統制王權不過是一種理想形態
南都：您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似乎放得很低，沒有一些外加的道德、品德等條件？社會對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對自身群體，是否有太多的道德上的要求？甚至是道德壓迫？
楊奎松：“知識分子”是源自西方的一種現代概念，無論是從俄文的、法文的，還是英文的來源看，其涵蓋的人員的社會階層和專業範圍，原本就比較複雜，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活躍於公共領域追求正義崇尚道德理想的那些有相當智力水準的人。這一概念到了落後國家，就不免變成了社會精英的同義詞。既然是活躍在公共領域的社會精英，按照中國傳統對士、士大夫或士紳的社會評價習慣，也就很容易會被賦予較高的道德標準。這也很難說是什麼太多或太高的要求，你經常談論公平正義、自由理想，甚至常常批評別人，你自然也就要承受較高的道德或品德方面的壓力。問題在於我們研究歷史，從個人的角度看單個的知識分子時，就不能像社會評價那樣，也用群體的標準來看他們了。因為他們到底也是人，不是神，沒人能不犯錯誤，沒人能在什麼事情上都睿智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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