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木文繼續寫道：“因為中央內刊上轉發了胡喬木這封信，當時我所在的國家出版局黨組認真討論了這封信，並且向中央書記處寫了報告，認為在出版方面容易引起社會矛盾的主要是出版自由問題，黨組主要負責人陳翰伯要我協助他起草這個報告和對策建議，以《如何保障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為題，於1980年10月9日報送中央書記處。這個報告，經我提議，已收入商務印書館版的《陳翰伯文集》；我在著文懷念陳翰伯時，也講到此事，詳載於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宋木文出版文集》第59－61頁。陳翰伯的報告一開始就寫道：＂讀了喬木同志給耀邦同志的信，深受啟發。波蘭事件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在於要以波蘭事件為殷鑒，研究我國社會內部的矛盾，制訂並實行正確的政策，避免激化矛盾，達到安定團結的目的，以利於＂四化＂建設。＂報告在敘述分析了出版自由問題的中外歷史與現狀後指出：＂出版方面，以波蘭事件引為殷鑒，就要求我們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適當參考資產階級民主的某些經驗和方法，探索並逐步形成一套實行社會主義出版自由的制度。＂還建議制訂出版法，＂使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得以正確地貫徹執行＂。”
“不難看出，陳翰伯這位老共產黨員，站在自身崗位，出於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以改革開放的眼光，觀察剛剛步入1980年代中國社會新形勢新矛盾，他所提出的對策建議也是符合改革開放新形勢和國家長治久安新要求的。”（宋木文：《為吳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點補正》，2010年 《文匯讀書周報》）《宋木文出版文集》中的“陳翰伯同志對出版領域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重大貢獻”一文，對此有更詳細的回憶。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陳雲年譜》中記載，1980年11月23日，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在省、市、自治區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說：＂陳雲同志講，我們有沒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對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們經濟工作處理得不好，宣傳工作處理得不好，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在此前後，陳雲還指出：＂經濟工作搞不好，宣傳工作搞不好，會翻船的。＂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要求對報刊、新聞、廣播、電視等工作必須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嚴格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宣傳，無條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陳雲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62頁）
將遙遠的波蘭作為中國的鏡鑒已逾百年，波蘭的風風雨雨，曾經引起了中國強烈關注。當然，不同的人觀點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波蘭的“風雨”確實對中國的政治、思潮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至今，如何面對波蘭，仍未失去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