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課本相配套的教學參考書，根據大綱所規定的原則明確了每一篇魯迅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任務。比如《孔乙己》，“講授這一課，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封建文化毒害知識分子的罪惡，加深學生對封建制度的憎恨”；《故鄉》“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裡農民生活日趨惡化的痛苦和作者對農民的深厚同情，學習作者熱愛勞動人民的精神，培養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品質”；而《祝福》“目的在使學生認識舊中國被壓迫被侮辱的勞動婦女悲慘遭遇和封建制度吃人的罪惡，因而更加痛恨舊社會，熱愛新社會”。
“毛澤東雖然極力推崇魯迅，並對他給予高度評價，但他的推崇除了個人思想感情上的共鳴和對魯迅人格的欣賞之外，無疑帶有政治實用的目的。”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李新宇向時代周報記者分析，“政治的力量極大地加大了魯迅的影響。然而，這種出於政治需要而進行的闡釋和評價是取其所需而不計其餘的，並非源自對魯迅的思想、人格和追求的切實考察和全面研究。因此，這種推崇和宣揚往往是片面的。”
在《論魯迅》中，毛澤東概括了魯迅的三個特點：政治遠見、鬥爭精神、犧牲精神。而用以證明魯迅有“政治遠見”的例子卻是“他在1936年就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的穩定，那樣的清楚。托派成為漢奸組織而直接拿日本特務機關的津貼，已是很明顯的事了”。
“大半個世紀之後，學界早已清楚，所謂托派成為漢奸而且拿日本人津貼，純粹是無中生有。如果把這一點坐實到魯迅身上，結果恰恰證明魯迅並無政治遠見。也就是說，魯迅通過政治的力量而迅速家喻戶曉，但家喻戶曉的魯迅卻不是真實而完整的魯迅。為配合政治運動而闡釋魯迅的做法成為後來幾十年的傳統。”李新宇說。
文章過於深刻？
“删除魯迅的一些作品，我認為是正常的編輯思路。”人教版教材删除魯迅的《風箏》後，贊同這一調整的作家趙瑜認為，初中的孩子，大部分還停留在語言的基礎訓練以及修辭訓練上，接觸的內容不宜過於深刻，重在接地氣，有常識，且有趣味。“魯迅的很多文章是他40歲以後寫的，內容不適合初中生閱讀”。
此解釋一出，引來的爭議聲更大。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一份河南當地報紙在報道了“新版教科書删除魯迅作品的決定”後，數萬人當晚在網絡上發表了相關評論。而在微博進行的兩項調查中，超過85%的參與者反對删除魯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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