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不言而喻的災難不提，就連所謂的“正義”干預也根本不是戰時國家的辯護者所吹噓的那樣。例如，1991年的海灣戰爭只確保了薩達姆無法獲取他所謂伊拉克“第19個省”的油田收入，因此無以安撫其境內3000萬貧窮、受傷害和躁動不安的居民。但這筆財富卻便宜了科威特。
不過，從長期來看，“拯救”科威特政權及其腐朽墮落的富裕生活絲毫沒有降低世界油價，卻削弱了國家安全，因為這導致美國在沙特阿拉伯長期駐扎一萬人的軍隊。這種極為愚蠢和不必要的挑釁恰恰證明“異教徒”在占領伊斯蘭的聖地。烏薩馬.本.拉登正是以此作為主要理由招募了數百名狂熱的聖戰分子，實施了9.11計劃。
戰爭機器蠢蠢欲動
這些反覆出現的虛假說法先是敲響戰鼓，然後又為災難性的後果辯解，它們其實都源於相同的結構性因素：極為龐大的戰爭機器和國家間諜機構，帝國總統，俯首帖耳的走狗（他們控制了國會的情報、外交和防務委員會）。這個搞欺騙的三角結構使得美國公眾被膚淺的宣傳所迷惑。
但是，這種策略之所以一直能得逞，是永久性的戰時國家行政機構的中堅力量在發揮作用。總統換了又換，但如今顯而易見的是，幾乎所有的意識形態腳本都可以為最高統治權服務。奧巴馬的白宮愚蠢地試圖干涉潛伏著戰爭危險的敘利亞，有可能導致該國四分五裂，在整個中東地區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政府的做法是受到“保護責任”原則的支配。在這種背景下，其主要宣傳鼓吹者在道德上無異於布什政府的新保守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費思和保羅.沃爾福威茨。在這兩個事例當中，與美國公民安全毫無關係的意識形態議程被用於啟動極其暴力的美國戰爭機器，主要原因是因為那台機器在那兒，而且蠢蠢欲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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