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3日電／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文明古國，或遲或早會成為當今國際體系的大國和強國。她不僅要融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也要成為這個國際體系的新的中心；不僅是西方制定的國際秩序的遵守者，也必將成為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國際秩序和規則的制定者。中國的國際關係學既要自覺地學習和借鑒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理論，也需要吸取華夏體系500年的歷史經驗教訓，提出和發展中國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
中國人有必要了解和借鑒西方的外交思想，但實在沒有必要輕視中國的外交思想。人們沒有必要一談起理想主義外交就只知道德國人康德和美國人威爾遜，而不知道中國孔孟的仁義觀和老子的小國寡民理想；沒有必要一談現實主義就只想起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或美國人摩根索，而不知道荀子、蘇秦、韓非子的國家權力與國家利益觀；也沒有必要一談起地緣政治，盡是德國人拉澤爾、英國人麥金德和美國人馬漢，而不知有管子、孫子。
當前中國國際政治學、外交學理論的落後態勢，與對中國外交思想史總結不夠，關係密切。西方的國際政治學就是在研究古羅馬、古希臘的歷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至於有人認為，古希臘的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影響西方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三部書之一。其實，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西方歷史名著，但就其思想性理論性而言，不見得就一定比中國的《管子》或《左傳》更加宏偉、更加深刻。要談權謀和對權力的追求，《韓非子》一書中包含的思想也不比馬基雅維利差。至於《老子》、《孫子兵法》中的深刻的戰略思想，就更沒有什麼西方古典的著作可以與之相比了。所以，中國的國際政治學理論的研究者們沒有理由妄自尊大，但也沒有理由妄自菲薄，以為中國沒有創建國際政治學的中國學派的基礎。
比如，我們通常都認為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前沒有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的概念，認為古代中國存在過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家根本不是國家，但我們應當想一想為什麼這麼說。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有了君主不等於國家的思想，可見國家是高於君主的，而且當時的國家已經具有獨立主權國家的意義，國家包括統治權、社稷、領土、人口、軍隊，且各諸侯國之間相互承認。西方的一些漢學家也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關於大一統的理論體系，實際上反映了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務實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關於“主權的概念”的思考。
華夏體系500年的歷史，預演了當今國際體系中的眾多現象，而且還可以肯定，這段歷史中還有許多內容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當今的國際體系還會有許多的現象可能會在這段歷史中看到它們的前奏和影子。因此，華夏體系500年的歷史，對了解我們今天面臨和生活其中的國際社會，有重要借鑒意義。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葉自成 北京大學外交系主任、中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