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它是在習近平首次作為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訪美，在安伯納莊園與奧巴馬就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共識的一步安全領域的帶有推動互信的務實合作。
我認為，最為重要的是，這場軍演的最本質的戰略價值和戰略意義在於，正如6年前我指出的，“美中增加軍事合作，進行演習，證明美中軍事關係的重要，保障太平洋的安全，保障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也可以直接和間接保障太平洋兩岸企業和員工的利益”。柏拉格博士所指出的“搜索救援，這是很初始的演習，不能高估它的現實作用，但是，美中兩國正在發現太平洋海域的重大利益，這些演習沒有任何對於艦隊和軍事能力提升的涵義，但確有著雙方開始體認共同的利益，例如商品運輸交通，未被發現的能源，等等，雙方海軍認識到合作的開端，是保障雙方在太平洋海域的重大利益，這是美中海上安全合作的開始。”
但是，客觀地說，兩軍軍事合作仍有很大障礙。根據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孟祥青在接受央視新聞採訪時表示，未來兩軍發展主要取決於加強合作以及管控分歧，提升軍事合作仍有三大障礙——美國對台軍售、美軍機軍艦抵近中國東海南海偵察、美國國內法限制兩軍未來發展。中美軍演的軍事能力的提升除了美國軍售台灣之外，另兩大障礙是：一是美國國會通過的《國防授權案》和《迪萊修正案》，共有12個方面的規定，禁止美中軍演中，幫助中國人民解放軍提升軍事技術能力和戰鬥力。其二，美國海空軍至今對中國沿海的高強度大範圍的偵察活動，頻繁度大大超過美軍對前蘇聯的偵察活動。
目前，美國太平洋戰區的海陸空重點軍力部署仍然是環繞中國周邊，展開重返亞太的總的戰略態勢。美國與中國周邊幾乎所有國家積極的軍事和安全合作，質和量都增長迅速。面對這一現實，這一次友好的非軍事的搜救軍事演習，也可以看成是美方的一種平衡戰略的採用，避免中美軍事衝突的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