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再工業化”推進製造業復興。金融危機使美國各個階層充分認識到製造業復興的重大意義，專門推出《美國製造業振興法案》，在新技術、日益改善的基礎設施、完整產業鏈的支持下，製造業正加速向美國“回流”，不僅包括福特、卡特彼勒、通用電氣這樣的大型美國企業，也有聯想、東芝和空客等國外企業，占GDP的比重逐漸回升。波士頓咨詢公司更預測，到2020年前，美國每年可以從歐洲、日本和中國等出口大國，奪取700億～1150億美元的製造業出口額。
中美國情不一樣，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既有共性，也必然會有差異。美國經濟看得見的“回來”之路，對我們無疑是有借鑒意義的，但我們更應該看到中美相似政策背後的差異，看到美國經濟“回來”之路背後的實質性影響因素，把握趨勢，未雨綢繆。
一是消費是經濟可持續發展最可靠的基石。同是天文數字的財政刺激，中國主要用於投資，而美國2／3用於臨時性擴大消費，1／3用於減免稅收。中國短期之內造就了“風景這邊獨好”但後勁不足，美國短期之內見效甚慢卻確立了長期利好。
二是所有刺激政策都應有退出規劃。贊迪強調：“所有刺激政策的宗旨都只是終結蕭條、帶動復甦，而非為長遠發展開創局面；判斷刺激手段的優劣，不僅要看危機時的有效性，而且要看退出後的平穩性。”美國金融危機後通過大量刺激政策，都有完整的博弈計劃和退出方案，而這，正是我國經濟刺激政策所缺乏的，我國往往“開弓沒有回頭箭”，只能在路徑依賴下不斷加碼。
三是創新能力。美國這一輪製造業復甦，表明勞動力成本在製造業決策中的重要性越來越低，機器人技術的使用、廉價的能源、產品製造和技術研發相互依賴，是不同於以往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國不能在科技創新力、高技能人才培養上突破，“中國製造”的未來之路極有可能不妙。
四是不可沉湎於金融業的表面繁榮。從當年不可一世的荷蘭到曾經日不落的英國，都因為沉湎於金融業的表面繁榮而忽視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最終都從顯赫的高點又回歸於平平的起點。而我國目前正有過度放大金融本身價值的不良趨向，美國加強金融監管、推進製造業振興，無疑是對我們的及時提醒。
（消息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