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殿龍 （評論員）
習近平在APEC“蕭習會”中，呼籲兩岸盡速解決“政治分歧”。台“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媒體採訪時證實，事前確有掌握習近平此談話要點，他尊重習近平的說法，也不感到意外，因為政府有自己的既有步調，只要兩岸朝正面發展方向就可接受。但他也說，“就現在‘國內’的主流民意，現在談（政治談判）確實早了一點！”。不過世易時移，台灣和馬英九都急需和大陸進行政治協商。兩岸政治協商恰逢其時。
台灣必須和大陸政治協商，是因為這是台灣未來必須面對的議題。沒有政治協商，確立兩岸未來長期的和平架構的基礎，兩岸經濟、文化辛苦協商的很多成果，均無法獲得有效的保障。
台灣民眾對已經簽署的兩岸政策，沒有更加普遍和深入的獲益感受，除了馬英九團隊的倡導不夠之外。“掘井”未“及泉”是更重要的原因。《孟子·盡心上》：“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翻譯成白話就是，挖井就要挖到泉眼之處。比喻做事善始善終。
兩岸關係緩和，並沒有如期出現大規模的長期海外資金投入台灣，除了部份屬於台灣自身人力，財稅土地資源、政府政策的穩定和效能等問題外，更主要的是兩岸能否確保數十年的和平穩定的政治和軍事架構。任何一項長期投資，其回報周期，都會對內外部的政治穩定環境有較高的要求。對一個孤島地理環境和較少戰略縱深的台灣來說，兩岸關係可預期的穩定尤為重要。兩岸簽訂很多經貿協議，大陸有明顯的讓利，台灣未能充分發揮和利用這些協議，就恰如辛苦掘井，還差一尺未能及泉水一樣，正是目前台灣兩岸政策未能發揮全面深入效能的主因。
台灣的在國際空間的發展，更需要長期政治架構之後，讓兩岸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台灣近幾年的國際空間拓展，儘管摒棄了陳水扁時代的烽火外交，很謹慎地避開了和大陸的正面衝突，但顯然這種壓抑的感覺和狀態是無法持久的。這方面也是極易引發兩岸激烈衝突的。沒有明確排除台獨或“急統”的政治架構，大陸不可能釋放無可逆轉的國際空間。
台灣不但必要而且急需和大陸進行政治協商。從現在台灣政局發展來看，目前和以往的幾年，是國民黨全面執政的頂峰期，未來接連的選舉之後，是否仍能保持原有的優勢，已經存在很大的變量。如果這個期間尚不能進入政治協商，以後恐怕會更難。2013或者2015年，尚有勉強的選舉之外的窗口期。政治議題若要談判，時間的緊迫性不言而喻。
“政治談判的時機尚早一點”，不知這是王郁琦自己的判斷還是馬英九或整個國民黨的判斷和決策方向。除非馬英九和國民黨不想有這方面的突破，如果有這樣的設想，的確應該有時不我待的壓力。
國民黨和馬英九對提升自己的士氣，確立自己任內的政績，保持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的領先地位，的確也需要這樣的談判。關說案引發的系列政治風暴，讓國民黨和馬英九陷入短期內難以自拔的泥淖，開啟政治談判，不但事關台灣長期的未來，也能夠讓民眾和世界關注的焦點有個轉向。目前來看，馬英九和國民黨已經沒有什麼擔心可以失去的了，所以更應該有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魄力和勇氣。
兩岸政治協商，甚至馬英九與習近平對等、尊嚴地會面，民進黨也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了。因為馬英九無論如何謹小慎微，戰戰兢兢，都會遭致民進黨的全力反對和謾罵。政治協商甚或“習馬會”最多不過多了一樣被民進黨罵的素材，不必顧忌民進黨的感受，大膽突破，反而更顯魄力和宏觀視野。而且，長期穩定的兩岸關係，也是民進黨所需要的。即便未來民進黨拿回政權，也沒有國民黨涉及這個議題來得名正言順。國民黨全面執政期間確立未來政治架構，既為民進黨執政設置了障礙，同時也為其可能的執政解決了一個大難題。像民進黨當初反對ECFA一樣，反對歸反對，但一旦掌權，對全台灣有利的也會全面接受。只是要讓其談，未必能夠談得成。
台灣社會甚至馬英九團隊還有一個誤解，似乎一進入政治協商，就是要被迫談論兩岸和平統一，就是要馬上簽訂一個什麼政治協議出來。其實，談並不表示就是短期內一定能夠談得成；談得成也非，要全面談判，可以是單項突破，宏觀架構。兩岸政治協商更非是統一談判，最多是對台獨和“急統”，進行一些限縮。有長期和平架構，台灣長期維持現狀反而才有可能。
台灣有些黨派將習近平關於兩岸進入政治談判是在向台灣開出時間表，是在施壓。誠如王郁琦所言，兩岸都各自有各自的民情和運作節奏。大陸希望兩岸長期和平架構，是可以騰出手來，處理更多的國際問題；台灣進行這方面的問題協商，則是要解決生存和發展問題。相比之下，台灣比大陸更急需做這樣的談判。大陸的擔憂無非是，看到政治協商的最佳窗口期正在迅速喪失，國民黨執政優勢不再之後，兩岸關係的穩定維繫潛在的變量。兩岸政治協商，不是早了一點，已經是晚了很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