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於1955年4月1日去世，近年來，“太太的客廳”及相關的情感故事、複雜人事備受關注，成為小資們佐茶的精致點心。類似這樣的歷史細節，卻鮮有人關注：1953年夏天，鄭振鐸、吳晗宴請一些建築專家，席上談到北京舊城保護的事情，病弱的林徽因指著吳晗的鼻子大罵：“你們把真古董拆了，將來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復起來，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建築學家這種剛正不阿的風骨，其命運折射出的時代悲劇，已為人遺忘。吳晗在1953年針對林徽因舊城保護的建議作出回答：“在處理中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不能以為自己的意見必須實現。”此種執政思維，今日不絕。
梁從誡的匯報，為我們留下了這位傑出女性最後的側影。可悲的是，這卻並非兒子的本意。這樣的匯報，有悖基本的人倫道德，無異於出賣。當一種制度、一種意識形態鼓勵這樣的出賣，甚至讓出賣者失去基本的判斷和情感，以非為是時，整個社會便黑白顛倒，萬馬齊喑。母親病逝後的漫長歲月裡，梁從誡會如何看待自己當初的匯報？想來悔意和歉意應是難免的。施京吾《殘酷的輝煌》講述的女納粹特羅迪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執迷不悟、至死不悔的例證，足以證明制度對人性之戕害的無可挽回：這位納粹為了所謂事業，拋棄了年幼的兩個孩子，臨行前，把兩個孩子關在無人的小黑屋裡。多年後女兒問她何以如此，她的回答是：“我想要成為黨衛軍的一員，這對我來說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重要。”在親情和政治間，她毫不猶豫地作出了選擇，且從未後悔，多年後面對女兒的質問，還遺憾如今已無人理解她的選擇。
《故國人民有所思》中的11位著名知識分子，都是我們敬重的前輩，他們在歷史的困局中，有所堅守，有所妥協。他們應當如何選擇，往長遠看，往常識（規律）看，今天的我們可以作出明確的回答。但困境中的他們，不能懸空生活，博學深思、遠見卓識如彼，也未必能跳出一時一地的局限。本書後記中，作者設想：“假如時光倒流，我們這群人放置在這本書的時代環境中，我們又能表現得怎麼樣呢？”我的回答是，我會守住底線，不會出賣恩師，不會和家人劃清界限。但事到臨頭究竟會如何？人性如此蕪雜，能經得起嚴酷的考驗嗎？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有一個令所有人喪失意志的101房間，裡面有每個人最怕的東西。我能在101房間裡守住底線嗎？
讓人性進步到經得起101房間的考驗，恐怕是個奢望。我們可以期待的，是不再有那樣的時代和101房間，是個人以至社會的點滴建設與點滴進步——涓涓細流，終成大海。如作者在後記結尾所強調的：“歷史是無法假設的，唯有可取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攜手合作精神和期盼國家進步的拳拳之心。”
（文章來源：金羊網 作者：周春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