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只要是民眾知情、自願的的決定，哪怕是一個最具侵略性、最不道德的項目，也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然而，那些秘密進行、缺乏公眾監督和合法性的項目就存在問題，它代表著‘在黑暗中管理（國家）’的正常化。有些決策公眾影響力極大，但百姓無法參與其中，這是非常危險的。”斯諾登說，這些項目繼續秘密進行所帶來的危險，遠遠大於將其公諸於眾的損失。
講述：“最終，我決定行動起來”
由於涉及話題眾多，《紐約時報》對斯諾登的此次專訪持續了數日。斯諾登花費了不少時間講述他如何踏上“洩密”這趟無法回頭的艱難旅程。
斯諾登說，洩露國安局機密文件的想法是逐步出現的，而他對情報工作產生疑問則需要追溯到他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駐日內瓦工作站擔任技術人員期間。
2008年至2009年，斯諾登在日內瓦工作站擔任通訊和信息系統官員，大至信息科技、計算機網絡，小到供暖和冷氣系統，都在其工作範圍之內。入職幾個月後，斯諾登無意間發現中情局的一個軟件存在缺陷，就向上級主管提出警示。隨後，斯諾登因質疑上司判斷在電郵中與其“發生了一點小口角”並受到打擊報復。斯諾登從此認定，試圖突破體制只會招致懲罰。
“情報機構內部存在許多異議，有一些甚至非常明顯。”斯諾登說，出於恐懼或者愛國主義的假象，機構內部人員只能“屈從權威”，如果他在國安局內部質疑監控項目，他的努力將會“被永遠埋葬”，他個人也就“毀了”。斯諾登說：“這個系統無法運作……你檢舉壞事的時候卻要向做壞事的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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