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21日電／本港媒體《南華早報》20日發表評論文章，原題《要反駁的應是偽裝成＂普世價值＂的西方價值觀》，文章摘編如下：
中共意識形態的擁護者與官員近期通過國內媒體發起行動，決然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一切源自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8月在一次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近平當時強調要加強意識形態思想工作，堅持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治理理念。他並未提到“普世價值”一詞，但許多評論員卻為了自身利益考慮，對這番講話作出特定解讀。
不過，他們否認民主丶人權和憲政等西方普世價值的存在，顯然是無的放矢。
筆者早在2007年就著有《傳統與對外關係—兼評中美關係的意識形態背景》（Tradi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of Sino－US relations）一書，提出這類意識形態問題。習近平自上台以來，在平衡各個政治勢力方面一直表現極佳。但針對“普世價值”發起意識形態攻擊，同時又提倡“新型大國關係”，無疑是自相矛盾；後者的目標顯然在於中美之爭可以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
習近平的本意未必旨在否定“普世價值”本身，而是想先發制人，阻止任何企圖把中國全盤西化的行為。
中國古來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中國哲學從未提出存在論問題，笛卡爾的懷疑論也從未在中國哲學思想中出現。中國的“道”探討萬物本源問題，這已是最接近存在論的學說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中國人而言“普世價值”並非直觀易懂的概念。因此，自1919年爆發反傳統的“五四運動”後，中國意識形態的這一處空白毫不意外地被西方理論填補。
習近平認為“中國夢”的核心理念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必須處理這些已被許多國人接受丶並得到全球廣泛認可的外來概念。為達到這一目的，必須用全新眼光審視西方“普世價值”的真正含義，探究這些概念為何得以主導我們的政治語言，從而打破它們在人們心目中的超然地位。
首先我們應該對這些西方概念進行理性分析，而非一味否定。畢竟，許多概念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已取得了良好效果。
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概念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例如，除非我們接受上帝創世說，否則就無法解釋清楚普世人權的核心概念“人人生而平等”。此外，“社會契約論”雖然起源於啟蒙運動，但這種政治哲學本質上卻與歷史無關，倡議者隻熱心於探索個人政治義務的極限。但對於中國人來說，沒有半點歷史依據的政治理論，幾乎是無法理解的。
然而，這些西方理論已成為強大的分析工具，用以闡釋不同的政治制度。例如，“社會契約論”可用來“解釋”或闡述人類如何從自然狀態過渡到社會或政治狀態。但在中國傳統理論中，個人並不以自然狀態存在，隻有具備社會關係才稱得上真正的個人。按照中國的哲學思想，自然之道是指動物在無為的狀態下相互對立。
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許多理論都能成為意識形態武器，可以用作外交工具來抹黑對立國，或要求別國履行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國際義務，更可以用來否定諸如中國等“非民主”國家的政治合法性。此外，由於契約產生義務，因此這種形式的理論還能輕易延伸，把“全球公民”或“全球公域”等概念也囊括在內，要求國家承擔新的義務， 哪怕現實中並不存在管轄全球的主權機構。
隻要國際制度被西方價值觀和規則主導，政治合法性丶全球共同利益和國際義務等概念的真正解釋權就由西方掌握。所謂“社會契約”，並非世界大多數人口與聯合國等名義上的全球組織達成的真正契約，而是為遮掩國際政治權力遊戲的完美面具。
從政治角度來看，習近平意識到有必要反駁偽裝成“普世價值”的西方價值觀，這一點上他的直覺是正確的，但同時他也非常明智，並未直接質疑這些價值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能否有效實踐。
然而，中國宣傳機關卻不負其名，選擇了一個錯誤目標發動攻擊。許多評論員集中質疑“普世價值”是否存在。但若是否認“普世價值”存在，他們自己也沒有多少餘地來進一步辯論。
政治表述可以增強也可以削弱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中國也不例外。事實上，這種政治表述與中國對政治改革的爭論相似。中國領導層經常咨詢改革體系的方式，但辯論往往走向兩個極端：一種主張全盤西化，另一種則是完全否定西化。中間路線並不存在。
一些西方理論已成為國際普遍認可的“普世價值”。因此，最佳辦法是接受那些我們認可的“共同價值觀”，同時也要了解：這些概念能否真正實踐，也因不同情況而異。習近平在處理薄熙來案時表現得非常出色，讓大部分國人都感到滿意，他並沒有必要否定“普世價值”，這樣做不過是徒勞而已。
該文作者相藍欣是瑞士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現正在設於華盛頓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跨大西洋學院任高級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