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我軍的高級將領也利用各種時機主動當船形帽的“模特”，以身作則對戰士進行宣傳教育。
1958年1月13日，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到北京市公安部隊與士兵見面。座談中，張愛萍提到船形帽問題，指出：許多義務兵同志對這個問題有意見，是可以理解的。這主要是因為大家不習慣，尤其是這種帽子美國兵也戴，大家更覺得不喜歡。所謂“習慣”，那就是久習才能慣的。比如我們抗日戰爭時代，由紅軍的帽子、衣服改為和國民黨軍一樣的帽子、衣服，才開始時大家也不習慣，但是過久了，也就習慣了。不論戴什麼帽子，我們還是人民的軍隊。我個人認為軍人應該執行國家的規定。我軍的服制是經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的，國家要我們戴這種帽子，就應該戴。希望同志們不要在這些小事上花費腦子，應該集中精力，下功夫好好學習！
僅僅5天後，即1月18日，國防部發布關於修改部分軍服和肩章、領章的命令，但對爭議頗大的船形帽暫不作改變。
這時，為密切官兵關係，全軍開始逐步實行幹部當兵代職制度，一大批高級將領、軍師團領導、機關幹部下到基層連隊，當普遍一兵。他們主動摘下大檐帽，戴上船形帽，給戰士們作出表率。
40多年後的一篇紀念文章《中將當列兵》，回憶了當年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韋傑到駐重慶某團紅二連當兵的情況。文中寫道：當連隊的戰士與韋傑合影留念時，韋傑問大家在著裝上有什麼不符合上級規定的？韋傑的話使戰士們在著裝上相互查看，並同時將目光集中在韋傑的身上。此時已是炎炎夏日，重慶成了名副其實的大火爐，只見他55式士兵夏服仍穿得整整齊齊，扣著風紀扣，帆布腰帶扎得緊緊的，就連那頂船形帽，都一絲不苟地戴在頭上，並略向右斜。戰士們會心地笑起來，他們發現了問題所在——韋傑將軍在批評他們沒戴帽子呢！等重新聚攏起來時，戰士們個個都戴起了船形帽，與韋傑留下了永恒的瞬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