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25日電／這次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用實實在在的事例說明，美國政府至少目前在這個問題上是採取了雙重標準、雙重規則，這就讓我們不能不懷疑美國政府指摘別人的資格及其動機。
宋建武
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近日發布了一個調查報告，文中說“奧巴馬政府防止洩密、控制信息的強硬手段正對美國新聞的自由與民主構成威脅”，並指出，這與奧巴馬所承諾的“透明與開放的政府”背道而馳。
這份名為《奧巴馬政府與媒體：美國後“9.11”時代的洩密調查和監控》的報告，由於它是原本主要關注美國以外新聞自由狀況的保護記者委員會發布的第一份有關美國“新聞自由”狀況的報告，且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多有批評，而引起了美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有評論稱，此事反映出“美國政府所宣揚的‘神聖不可剝奪’的新聞自由終究是虛偽的”（10月22日《人民日報》03版）。
對於此事，前述論者固然持論有據，但我們更應看到的是，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發展帶來的新的傳播環境，迫使當代各種類型的社會及其政府，必須面對信息高速流動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在現代信息發布平台上，“人人都有麥克風”，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條件和機會面對公眾發布信息，並且通過互動，豐富信息和交流觀點，迅速形成輿論熱點，導致社會行動，從而對社會和政府的正常運作產生影響。這就好比一輛汽車，其速度越快，就越需要有一個效率更高的刹車系統，否則便無法保持車輛的安全運行。如何在這樣的環境裡掌控局面，取得處理問題的主動權，不可避免地成為當代各種類型的政府前所未遇的共同課題。
在當代世界上，已經有這樣的前車之鑒，比如中東地區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一例。在“茉莉花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國政府，也許是切身體會到了現代信息環境裡新聞傳播的雙刃劍作用，對於本國內部的新聞傳播採取了空前嚴格的防控措施。調查報告指出，“美國政府對於嫌疑洩密者的調查，加上廣泛的電子監控項目，讓政府工作人員對和媒體談話空前謹慎”，“記者的電話通信記錄和郵件被司法部掌握”；美聯社的高級編輯表示，“受訪者現在都變得神經敏感和十分冷淡，且並不僅僅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報道上”。奧巴馬政府“極端地控制”媒體，並且“極端地不願意”受到媒體干預。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很顯然，美國政府在信息傳播方面對人對己實行了雙重規則，要求別國政府減少和放棄管控，自己卻不斷強化管控，而且已經把手伸到了其他國家。法國《世界報》近日引述美國國安局承包商前雇員斯諾登披露的情報說，去年12月10日至今年1月8日之間的30天內，美國國安局錄下了法國境內的7030萬通電話，目標不只是對准恐怖分子，也監控引人矚目的商界或政界人物。該報道說法國將要求“美國當局在數小時內作出明確解釋”。
如何管控本國內部的信息傳播，本屬各主權國家內政，本應由各國政府根據本國法律和所加入的國際公約處理，因此，我們本無理由對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做法說三道四。只是美國政府歷來喜歡在這個問題上以衛道士自居，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這次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用實實在在的事例說明，美國政府至少目前在這個問題上是採取了雙重標準、雙重規則，這就讓我們不能不懷疑美國政府指摘別人的資格及其動機。
信息傳播的權利是基本人權，必須得到保護，這是體現在一系列國際人權公約裡面的人類社會的基本共識，但是各個國家、社會及其政府為了其所認知的國家和社會利益，也都會對這一權利如何行使作出具體的規定甚至是限制，這也是當代世界的常態。如前所述，在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產生的新的信息傳播平台和新的傳播方式，對於國家和社會具有許多不確定性，帶來了新的挑戰，這是當代國際社會都需要面對的，應當允許各個國家和社會從各自情況出發，探索新的管控模式，這種探索，可能是整個人類社會共同的財富。但是，這個過程中，國際社會的各個成員對內對外都應該秉持同一標準，而不能把自己的標準強加給別人，更不能以保護信息傳播權利為由，干涉他國內政，顛覆他國政權。
（來源：法制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