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原因，仍在中統之外。譬如：延安對情報工作的重視，尤其是對變節人員的既往不咎——“無論曾脫離過黨或自首叛變過黨，或是特務，只要他願意為我黨工作，均可使用”，李茂堂就是此種類型；再如：國民黨自身組織鬆散，從蔣介石往下，稱兄道弟之風鼎盛，遂造成“人情關係”遠重於“思想立場”，使得延安情報部門的滲透能夠得心應手——如閻錫山心腹、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的獨子趙宗複，即以乃父的“人情關係”活躍於山西軍政兩界，實際上則是延安的地下情報組織負責人。
至於最重要的原因，或許仍須歸咎於國民黨自身施政的腐敗與主義的混亂。以蔣介石的心腹愛將陳誠為例。在江西“圍剿”蘇維埃時，陳誠曾在家書中寫下如此“驚世駭俗”之語：
“以現政府及環境關係，縱被赤匪如何燒殺，亦有讓他燒殺。蓋赤匪燒殺僅限於有產階級，於窮人實無甚關係。而諸為富不仁者，實不殺何待。尤其貪官污吏之種種苛捐雜稅，實在好叫赤匪來殺的一個幹乾淨淨。”
陳誠對自己所從事的“剿匪”工作，似亦覺得相當痛苦：
“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鏢客，保護他們來剝削民眾；自己的弟兄連飯也沒得吃，衣也沒得穿，而且他們這群東西，把三民主義當做民脂民膏民命來吃。”
作為“三民主義”信徒的陳誠，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主義”信徒。在家書中，他曾明確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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