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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民間政治對話逐漸升溫，凸顯兩岸政治對話的必要性。 |
中評社╱題：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路徑探討 作者：朱愛莉（上海），上海台灣研究所所長助理
所謂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就是由兩岸的智庫社團、研究單位以民間學術的方式，就兩岸關係中的政治議題進行對話、探討。民間政治對話是政治對話的一種形式，大陸新領導人接班以後，各種形式的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日漸升溫，管道多元，對象擴大，頻率加快，層次提高，社會影響力和關注度增強。本文試圖對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現狀做一分析，以探討其未來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新驅動力的可能路徑。
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升溫的背景
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早就存在，只是以往表現比較零散和個別，為兩岸關係發展提供新動力的作用並不明顯。而中共十八大後，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則已明顯升溫。這種升溫並非偶然，而是勢所必然，主要有五大背景：
1、兩岸政治對話重要且不可避免已不斷地被凸顯
兩岸關係在馬英九執政後逐步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階段，通過共同努力，兩岸簽署了包括“三通”、ECFA等多項經濟性、事務性議題的協議。隨著兩岸交流交往的緊密，特別是在ECFA簽署後，困擾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政治分歧日益顯現出來。如何處理政治議題已成為兩岸執政者思考和規劃“兩岸關係如何走下去”時必須面對的關鍵議題。
從兩岸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考慮，中共十八大報告將發展兩岸政治關係提上議事日程，表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這是大陸在和平發展階段推動兩岸政治關係未來發展的核心內容。
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有賴於政治對話的開啟，兩岸政治對話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深化階段的必然之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深化有賴於制度化建設，而制度化建設不可避免地牽涉結構性的政治安排，政治安排必須經歷政治對話到政治談判的過程。兩岸政治對話因此而成為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過程中具有現實意義的重要課題。
2、兩岸政治對話複雜而敏感的特性已不斷被認識
兩岸政治對話的重要性在被廣泛認識後，其複雜性和敏感性同時也突出地展現出來。
首先，受制於兩岸政治議題的自身難度。兩岸政治議題雖然是必須面對的現實議題，但卻不是一蹴而就的議題。兩岸政治議題是結構性難題，兩岸政治分歧具有結構性的特徵，複雜而敏感，解決並不容易。一方面，兩岸對於政治議題的立場分歧嚴重；另一方面，台灣內部對於政治議題的立場分歧也很嚴重。
其次，受制於台灣內部藍綠嚴重對立的政黨競爭生態。國、民兩黨嚴酷的政黨競爭已使兩岸政治對話在台灣社會被窄化處理。在台灣民眾概念裡，兩岸政治對話等同於統一談判，而統一在目前台灣多數人的認知裡就是大陸吞併台灣的代名詞。因此，排斥甚或反對統一就成了目前台灣社會的多數民意。在此台灣民意的認知下，馬政府不敢也無意與大陸進行政治對話。
第三，受制於美國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疑慮頗深。美國因素一直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重要影響因素。雖然美國認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對於降低區域緊張的積極意義，但對日趨緊密的兩岸關係對於美國利益的排斥則極為緊張。“以台制華”仍是美國再平衡戰略中處理台灣問題的政策思考。以此出發，美國不但不樂見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且對兩岸經貿關係的持續擴大與深化也有疑慮。馬政府親美先於和陸的政策思維決定了美國的疑慮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牽制力。
因此，馬政府在其執政滿意度不高的情況下對於兩岸政治對話消極回避，以至於一開始由其主動倡議的兩岸和平協議、軍事互信機制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議題。
3、兩岸民間對於政治對話已有嘗試且熱情很高
事實上，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早在2009年以後就不斷地被嘗試。2009年11月，由台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主辦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在台北舉行，兩岸與會人員達一百一十多位。由於參加者不但包括多位接近兩岸決策核心的重量級智囊學者，還包括前官員和軍事人員，且探討的是包括兩岸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涉外事務等領域的諸多敏感議題，因此，廣受關注。這是兩岸重量級專家學者首次公開並大規模地在台灣就涉及包括政治議題在內的各種議題進行綜合性研討，有一定的突破意義；2010年4月，前台灣“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許曆農上將率領由23位台灣退役將領（8位退役上將，8位退役中將，7位退役少將）組成的台灣新同盟會訪問團與20多位大陸解放軍退役及現役將領、專家學者就包括兩岸軍事互信議題等內容進行座談交流；2012年12月，由兩岸統合學會和大陸社科院台研所等機構在台北舉辦的“台北會談”，首次圍繞“強化認同互信、深化和平發展”主題展開交流研討，對政治對話也交換了看法。與會者除兩岸著名學者外，還包括國台辦官員、民進黨前官員。隨著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不斷開展，其影響力正在擴散，民間對於政治對話的熱情亦水漲船高。
4、兩岸執政者對於民間政治對話在政策上或鼓勵或不排斥
由於兩岸官方政治對話目前難以開啟，大陸新領導層在中共十八大後著力推動兩岸民間政治對話。俞正聲在“2013年對台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孫亞夫2013年4月在台北參加“辜汪會談20周年紀念”座談會時，公開肯定民間對話，表示可以舉辦民間性質的兩岸和平論壇，“便於吸納兩岸各方面學者和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便於反映各方對解決兩岸政治難題的看法，便於尋求和積累社會共識；孫亞夫在2013年6月的「北京會談”中表示，在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上，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情況下，兩岸交往中實務部門公權力行使的問題是可以討論的。
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因應了深化和平發展兩岸關係的階段性需求。民間先行的方式可以大大降低由官方直接對話的敏感度，並可集民間智慧，為以後的官方對話作出一定的鋪墊，有助於緩解政治對話在台灣的敏感度和爭議度。馬英九雖對兩岸政治對話謹慎回避，但在2013年6月接受台媒專訪時答覆涉及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提問時稱自己對兩岸交流的擴大與深化並未設限，蘇起解讀這是對兩岸民間形式政治對話的正面訊息。顯然，就政策面而言，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已成為發展兩岸政治關係的現實路徑。
5、台灣民眾對兩岸的連結有較高的認同
兩岸民間政治對話升溫，一定程度上與台灣民意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的取向有一定的關聯。雖然由於受到長期去中國化的影響，台灣社會在台灣認同增強的同時，中國認同卻出現弱化，但即便如此，民調反映，台灣民眾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度仍然非常高。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都認同兩岸民眾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遠見》民調顯示，79.6%台灣民眾自認是中華民族一分子。台灣競爭力論壇2012年12月到2013年4月的4次調查發現，認同中華民族的比例在86%~90%之間。台灣競爭力論壇2013年7月4日公佈的民調結果表明，若以較務實的角度思考國族認同，也就是同時希望確保台灣利益，且有利於兩岸和平時，否定中國人的比例會下降；55%的人認同吳伯雄在北京提出的“一個中國”架構說法，也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包含“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來定位兩岸關係；85%的人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47%支持“習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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