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6日電／近日在北京的一些打工者為省錢而住在熱力井下，事件報道後市政部門封住了井蓋，但除王秀青在他人幫助下找到穩定工作外，其他人卻去向不明，進而引發社會熱議。誠然，基於安全封蓋無可厚非，但政府究竟如何對待城市邊緣群體的公共命題，並未隨封蓋而獲得解答。
其實，這些人集中居住的井下區域實際就是一種城市貧民區。而目前中國城市貧民區的形成源自舊城區的凋零，及大量農村或鄉鎮居民湧入大城市，因為雖然按城市標準，貧民區生活條件惡劣，但其收入遠高於在家鄉務農，而吸引了比較敢於冒險和追求經濟利益的農村居民；而必須正視的是這些農民工的湧入滿足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對城市具有正向效益。
當然，經濟因素並非唯一考慮，貧民區也可能帶有臟亂差、犯罪率偏高、易引發疫病等特點。還有一些研究表明貧民區可能構成“貧困陷阱”：貧民無力購買教育提升人力資本，受肮臟衛生狀況影響健康不佳，從而始終處於生活壓力大、收入低的狀態。不過，也有研究表明，住在貧民區有可能是城市新移民的一個過渡階段，他們可以形成有特色的自治社區，並通過“涓滴效應”獲益於城市的繁榮，甚至可能“貧民進去，中產出來”。這兩種理論可能都在一定角度上成立，所以政府的角色最好是能幫助貧民突破“陷阱”，並把積極因素發揮出來。
現在中國大城市沒有公開的貧民集中區。一方面是因為農村集體土地交易受限，在城市處處碰壁的農民工還有最後的容身之處，這使得其在城市的生活條件差，但農村有物業和農村戶籍特征使其具有高流動性，無法在城市長期立足；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的嚴厲控制和打壓使顯性的城市貧民區難以穩態發展，如目前城市管理者干預貧民區的主要動機往往不是提供救助，而是追求“市容”等政績，以應對上級的考核，因而常採取強行拆遷、驅離等行為。對城市流浪者設置的救助站往往涉及對其人身的限制，還可能將其強制送回原籍，都導致流浪者退避三舍。英國文學家蕭伯納曾諷刺說，流浪漢“在路邊有流浪罪，離開路邊有闖入罪”，惟妙惟肖地點出了城市貧民左右為難的尷尬。
事實上，城市貧民區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衍生現象，基於市容市貌的打壓只會使其由明轉暗，而不會使其消失。因此，政府需細化職能和治理方式，加快戶籍改革等，以人為主的方式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即政府應以居民居住地為其提供基本生存訴求的公共服務，以使其享有免於饑寒的自由，及尊嚴傷害，為其提供就業培訓等公共服務，幫助貧民突破“貧困陷阱”；同時，積極發展NGO等社會自治組織，提高社會自治自律能力，讓貧民得到多層次的社會救助。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劉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