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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天安門廣場上的孫中山畫像。 |
中評社香港12月23日電／共產國際成立於1919年，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為了與主張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割裂的產物，又是世界上第一個依靠暴力革命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蘇聯為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的工具。它實際上代表蘇聯最高當局的旨意，為蘇聯國家利益服務。但是，這樣一個機構在上世紀20年代，卻與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發生過一段奇特的關係。
多種因素促成最初的合作
共產國際與孫中山二者關係的發生，起源於兩個因素：
一是列寧對孫中山革命精神的崇敬。早在1911年10月中國爆發的辛亥革命，就引起列寧的關注，他接連發表多篇文章，高度評價了這場革命的世界意義，說它“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的統治遭到破壞”，稱讚“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稱孫中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二是蘇聯當時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成立就受到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包圍、封鎖和侵略，處境十分困難，急需擺脫這種困境。恰巧這時中國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反帝愛國五四運動。列寧就指示共產國際、蘇聯外交部、在俄華人團體等機構，紛紛派出代表，到中國物色反帝、反北洋政府的政治、軍事勢力與蘇聯合作或結盟；更希望找到共產主義者，幫助建立革命政黨，成為俄共的兄弟黨，在中國進行革命，建立與蘇聯結盟的新政府。由於當時是皖系軍閥掌握北京政權，直系吳佩孚、閩系陳炯明、西南軍閥唐繼堯、山西軍閥閻錫山及孫中山等，紛紛進入了蘇聯最高當局的視線。共產國際等機構的代表，提供了這些對象品質如何崇高、思想如何先進和如何對蘇表示友好等的詳細報告。1921－1922年，通過篩選，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最終確定與孫中山合作，幫助陳獨秀建立共產黨。
此前，孫中山在反對北洋政府的鬥爭中，由於路線不對（不反帝而妄想爭取帝國主義的援助）；不依靠國內人民大眾（而依靠少數幫會勇敢分子、海外華僑、地方軍閥），所以屢起屢折，到1922年，由他經常撥巨資全力支持而壯大的軍閥陳炯明投靠直系而反戈，甚至炮轟廣州越秀樓總統府。孫中山哀嘆“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要救活它需要新血液”。因此，孫中山也歡迎蘇俄的援助。
因革命觀不同而出現摩擦
與此同時，幫助中共召開“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考察了國共兩黨的情況後，提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方針：剛剛成立的只有幾十名知識分子成員的共產黨集體加入國民黨，企望一面挽救國民黨，並使其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一面使共產黨借國民黨的歷史影響和全國機構迅速壯大起來。
孫中山是熱情歡迎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認為這是給國民黨輸送“新鮮血液”，拯救國民黨。他還請馬林和陳獨秀擬訂改組國民黨的方案。方案中安排了多位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幾個部委的領導人。馬林和陳獨秀還致信孫中山，望其放棄傳統的依靠軍閥倒軍閥的方針，而要全心全意依靠工農大眾。
但是，孫中山還是堅持原來的革命路線。孫認為北京政府是由反革命武裝支撐的，必須由革命武裝才能推翻。而當時有武裝的是地方軍閥，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不但有武裝，而且有購買武器的錢。所以，他依然執行不反帝和依靠地方及在野軍閥的方針。
這是兩種革命觀的矛盾。孫中山重視革命武裝，符合“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的中國革命特色。馬、陳主張西方和俄國革命模式，平時不做武裝鬥爭而只做群眾工作，政權危機到來時，再進行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
為此，馬林和陳獨秀接連在中共機關報上公開批評孫中山的錯誤。於是孫中山屢次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就這樣，實為“國蘇合作”的共產國際與國民黨的關係以及服從於這個合作的“國共合作”，出現了僵持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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