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安倍政權的目標僅僅是使日本成為“能戰國”，那倒不會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日本周邊國家如此強烈的擔憂。問題在於，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等的惡劣行徑已經透視出國家正常化只是安倍的第一步。日本國家正常化之後，是否會有進一步的舉動，從“能戰國”向“好戰國”邁進呢？
萊昂內爾•皮埃爾•菲通在文章中反覆強調，將軍事手段作為外交政策的可選工具。作者稱，根據“正常國家”的定義以及日本的歷史經驗，日本正常化的關鍵特征是：將軍事手段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基於對後冷戰時代東亞地區格局本質的考慮，將軍事作為外交政策工具是日本走向正常化的必備條件。美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相對減弱以及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和中國在安全以及與主權相關問題上日趨高壓的立場，使得日本領導者有必要尋求強化軍事防衛能力，並且緊握軍事力量、更好地運用軍事力量來抵禦外來威脅變得愈發重要。作者還稱，日本現在擁有兩根杠杆，一根是外交部門，另一根是自衛隊，這將給日本外交政策武裝上牙齒，並且適應地區環境變革給日本帶來的緊張局勢。
菲通的觀點在日本國內很有市場，同時也顯露出日本加大對軍事力量倚重的傾向。如果說日本成為“能戰國”之後，控制軍事力量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那一個能給地區安全格局帶來和平的日本是可期的。但如果過度迷信軍事力量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影響力則不免讓人為日本是否成為“好戰國”更加擔憂。
從目前來看，尚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日本會減弱軍事力量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影響力。相反，日本還試圖提高軍事力量對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力。近期，日本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出台新國家安全戰略已經表明，軍事力量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將發揮更大作用。雖然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軍方將領在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被限制發揮積極作用，但國家安全戰略委員會的設立將為日本軍方將領提供與外交官員同台就坐，討論制定國家外交安全政策的機會。這不免讓人回想起日本侵華戰爭戰爭爆發之前，日本軍方將領控制日本外交政策制定大權的歷史倒影。
隨著日本對軍事迷信的加深，我們完全有理由預期，日本軍方將領在日本外交安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地位將愈發上升，而這種上升地位如果不加以內部以及外部阻力遏制，將成為日本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的災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