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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外交:落實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 |
中評社╱題:對於中國周邊環境和周邊外交政策的探討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本刊學術顧問
近年來,關於中國國際環境以及外交戰略和政策再度發生又一場激烈爭論。此前曾經發生過的三次爭論,引發的原因和爭論的主要內容,都是全球性的。這一次爭論卻很不相同,引發這一次爭論的原因和爭論的主要內容,集中於中國的周邊環境和周邊外交政策。2013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了“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雖然中國一貫高度重視周邊外交工作,將之視為我國外交的“首要”任務,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還是第一次。這表明在中國改革全面深化、進入發展新階段的同時,對於周邊環境和周邊外交的高度重視。
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於當前和未來時期中國周邊環境的總態勢做出了明確判斷;對於當前和未來時期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由此可以認為,當前和未來時期我國周邊外交的大政方針已經確定。但是,有效貫徹執行大政方針,須妥為處理一些重要問題,為此應作出正確判斷,深入探討。
準確判斷周邊環境總態勢
近幾年來,出現了對於中國周邊環境總態勢明顯不同的判斷。這些不同判斷既是近幾年所出現的爭論的主要內容之一,又是爭論中關於中國周邊外交政策爭論的基礎。實際上,在這次爭論之前出現的三次爭論中,關於當時國際環境總態勢的不同判斷,就既是爭論的主要內容之一,又是爭論中其他爭論內容的基礎,顯示了準確判斷中國周邊環境總態勢的重要性。
如同前三次爭論一樣,這一次爭論中對於爭論的具體問題,有著很多樣的具體不同看法,但對於中國周邊環境的總態勢,卻有截然不同,而且針鋒相對的兩種不同判斷,即我周邊環境十分嚴峻,甚至有人在網上喊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以及我周邊環境繼續保持穩中向好的基本趨勢,呈現總體和平、穩定、繁榮態勢。稍微深入分析就可以發現,截然不同、針鋒相對的這兩種關於中國周邊環境總態勢的判斷,實際上都是以相同的事實為出發點,主要是: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激化、中菲黃岩島和仁愛礁等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加劇,以及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等等。這些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但對於這些事實對中國影響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以及我國應採取的對策的判斷卻大不相同。
不考慮利用網路嘩眾取寵者的言論,可以把認為中國周邊環境總態勢十分嚴峻的人士的基本觀點歸納為:日本非法佔據釣魚島,以及菲律賓企圖佔據黃岩島、仁愛礁等,不僅直接嚴重損害我國領土主權完整,而且對我國安全形成嚴重威脅;美國調整亞太戰略,企圖對中國進行圍堵、遏制,導致在我周邊形成戰略包圍態勢;對於中國面臨的,來自各方面的嚴重威脅,我們必須以強硬方式予以回應。他們的這些觀點,明顯是對中國周邊環境簡單化、片面化的判斷,同時,也是對於我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影響的明顯低估。中日、中菲的領土歸屬爭端直接導致了中日、中菲關係的嚴重下滑,但沒有,也不可能形成對中國安全的全面嚴重威脅;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有針對中國的部分,但這只是中美關係的局部,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中美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大趨勢;中國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不斷強化,已經並將繼續給我國處理周邊國際事務,提供廣闊的國際空間和明顯的主動權,中國完全沒有,也不可能陷於“必有一戰”、“只能一戰”的困境。所以關於中國周邊環境總態勢十分嚴峻的判斷,是不成立的。
關於中國周邊環境繼續保持穩中向好基本趨勢,呈現總體和平、穩定、繁榮總體態勢的基本判斷,符合近幾年我國周邊環境的實際情況,是正確的。但是,根據近幾年我國周邊環境發生的新變化,應該,也可以與時俱進地進一步做出更精確的判斷,即我周邊環境,在持續穩中向好的同時,出現了複雜化的動向:所謂複雜化是指,在多個層次上和多個方面都出現了,和平、穩定、繁榮總態勢
與一些新挑戰、新問題並存的局面。主要有:和平、發展、合作繼續是我周邊國際關係主流的同時,安全問題的重要性有所上升,包括領土和領海爭議、擴充軍備等;在絕大多數鄰國鞏固、發展與中國的友好合作的同時,中日、中菲關係嚴重下滑;在周邊國家更加重視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的同時,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懼、防範有所增強,等等。中國周邊國際環境的複雜化,是在世界格局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大背景上,各國,包括中國周邊國家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結果。同時,2010年以來中國已鞏固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重大變化,對周邊國家的衝擊,也有不可低估的影響。事實表明,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並沒有改變中國周邊環境持續穩中向好的基本趨勢,以及總體和平、穩定、繁榮的態勢。但不應、不能忽視這些新問題、新挑戰對我國周邊環境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特別是,如果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出現重大失誤,這些新問題、新挑戰將可能給我國帶來全面性的嚴重不利影響,這是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我國周邊充滿活力,有明顯發展優勢和潛力,我國周邊環境總體上是穩定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是周邊國家對華關係的主流”。這為近幾年的爭論做出了明確結論。近幾年的事實,特別是2013年的事實,包括:中俄、中國與中亞各國、中韓、中印(尼)、中泰、中緬等戰略夥伴關係的進一步鞏固、深化;中印、中越關係的明顯改善、發展,都有力地支撐了這一結論,同時也清楚預示了未來時期中國周邊環境將持續向好的前景。這是我周邊環境發展變化大趨勢的必然前景,更是中國周邊外交政策正確、成熟的必然結果。
把握周邊環境變化中美國因素的影響
美國不是中國的周邊國家,但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堅持深度介入亞太地區事務,早已由我周邊地區的“外在因素”,成為了“內生因素”,從而對中國周邊環境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儘管冷戰結束前後,美國對我國周邊環境影響的性質和強度很不相同,但美國的亞太戰略和對華政策,以及它們的相互聯繫,一直是決定美國因素影響性質和強度的關鍵。在2010年以來的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及其對中國周邊環境的影響中,這一點有很清晰的表現。
2010年以來,奧巴馬政府高調推進亞太戰略調整,對我國的周邊環境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成為引發我國關於周邊環境和周邊外交政策爭論的一個主要原因。與此同時,美國的對華政策也在進行重要調整,借重加牽制的對華政策逐漸成型。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和對華政策,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對華政策是其亞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其服務。但在實際執行的層次上,卻出現了二者相互制約的局面。幾年來的奧巴馬的亞太戰路調整有明顯針對中國的表現,包括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同盟、在與中國的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中偏袒日本和菲律賓;與印度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建立夥伴關係等。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這些動作,不僅直接加劇了日、菲於中國關於島礁主權歸屬的爭端,而且在我周邊地區製造了針對我國的緊張氣氛,從而成為近幾年中國周邊環境複雜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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