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怎麼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從我個人來說，2003年回國，和幾個同學一起參與了對學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調查。在和大家不斷交流中不斷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個機會，向老師表達歉意，也促進大家對文革進行反思。
新京報：道歉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宋彬彬：最感動的就是老師們的寬容，尤其是聽到胡校長的女兒說，胡校長生前多次說過，女附中的學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動。
新京報：你希望這次道歉達到怎樣一個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遠。
“40多年兩個宋彬彬”
新京報：你在道歉信裡說，40多年了，一直有兩個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了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
新京報：你有沒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從來沒有。8月18號之後，有很多人寫信給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從來沒有拆過，因為我不承認宋要武是我。
新京報：你說“宋要武”成為文革的一個符號。你怎麼看待這種符號化？
宋彬彬：這麼多年，作為一個符號，我經歷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壓力。而且在很多語境下沒有辦法去澄清這個事情。
但我也會想，其實文革時，“右派”也是符號，老師們未必不是符號，他們被當做黑幫被打罵、被侮辱，而他們因為這個符號，有的生命都消失了。這樣想，我個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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