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6日電／京華時報刊載特約評論員蘭立露的評論指出，各級幹部對孩子的紅包要有嚴格認知，非親非故的紅包，數額再“安全”也不該拿，還應納入禁令範疇來禁絕。
這個春節，不少幹部感覺過得很輕鬆。以前收禮不好拒絕，現在用八項規定就能擋回去；以前給領導送禮才踏實，現在可以坦然過節。這反映出一年多來，從八項規定到反“四風”，已經使政治生態環境發生變化。
然而，大勢面前也有逆勢。明著送禮不行，那就來暗的，有人甚至想到給領導的孩子送紅包。這是一個新生地帶，禁令一時難以覆蓋，考驗由此而生。
給孩子紅包是中國人的傳統習俗，但在領導幹部那裡卻變了味。一般給孩子一兩百，但給領導的孩子後面加個零才算起步。更有甚者，以領導家即將小升初的孩子為“突破口”，包5000元。還有人給實權領導出國的孩子送一萬，說是機票錢，對方就高興地笑納了。
任何事物，一旦超越了普通人的習俗感受，就可能被加載不恰當的東西。給領導的孩子送紅包，在普通人的紅包後加個零，也就加載了不當利益輸送和對權力的某種租用。
但也不能不看到，過年送紅包的行為摻雜了太多中國人的傳統情誼，要界定及明確禁止有難度。有幹部說孩子收到不少紅包，但超過千元的就要退回。因而他期待出新規，界定收超過多少數額的紅包視同受賄。想法雖好，卻很難推行，即使紅包數額變小，加在一起也是不小的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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