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情況在很多案件查辦後，較為常見，很多問題官員的合法收入並不足以購買那麼多房產，比如上文提及的蔡彬等。第二、第三種情況，通常是和房地產商有直接利益關係的部門官員，比如規劃、拆遷、國土等部門的官員。當然，地方大員也染指其中，如2005年，時任茂名市建設局局長雷挺就向茂名市原市委書記羅蔭國行賄了一套房產，後獲得羅蔭國提拔為茂名市副廳級市長助理。
用遠低於市場價購得房產，是貪官多房產的又一重要來源。在上海高檔社區擁有16套房產、被喻為“炒房區長”的原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就數度把這一做法發揮到極致。康慧軍的做法是讓“時光倒流”：2001年購買的房子，他可以以1999年的房價—並且是優惠價購得。後來，他又看上了另一套320多平方米的精裝樣板房，開發商為他定制了換房的計劃：將此前144平方米的舊房收回，再以1999年的優惠價讓其補交這套大房面積的差額。這樣，康慧軍僅以270餘萬元的總價，就拿下了這套時價近1000萬元的豪華房產，所有家具和電器還是開發商送的。
不過，後來問題也出在低價上。上海有關部門在住房普查中發現康慧軍申報的住房價格極低，這套房子因此也成了康慧軍的“滑鐵盧”。
深圳市龍崗區原常務副區長鐘新明非法坐擁10套房產後，還幫助其弟購買別墅，用的也是遠低於市場價的手法。他弟以低於市場價200多萬元購得了一套別墅。為感謝開發商的低價，鐘新明利用公權來完善該樓盤附近的市政設施，使樓盤更升值。
為何是房子？
貪官獲得房子的手段，遠不只是這些。問題在於，貪官的財產為何大都是房子？
事實上，官員貪腐的財產並不總表現在房子上，房子只是在最近10年，特別是最近5年，才突出地成為貪腐官員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做過梳理，中國官員腐敗的核心領域，一定是和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途徑有關。”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倪星教授告訴《南風窗》記者，腐敗跟權力有關，權力能配置稀缺資源，創造出較高的收益。
這些年，土地市場、房地產價格飛速上漲，所以權力在這裡變現就格外引人注目。但再過一些年，如果房地產不再是一個問題的話，權力的腐敗一定會在體現在其他領域。因此，其背後運行的邏輯，實際上不是房產的問題，而是權力的邏輯問題。
簡單回顧過去30多年，就發現各時期官員的腐敗表現形式，都打上濃厚的時代烙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計劃和市場雙軌體制並存時期，“官倒”成為那時代的標簽，這時，權力變現的途徑是：很多官員拿到批條—擁有了計劃內的價格，轉手將批條倒賣就掙了不少錢，根本不需自己進貨。90年代中後期，官員腐敗主要表現在股票上，當時進行國企改制上市，很多官員持有原始股，股價上漲，一夜暴富。
最近10年，土地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房產成為新時代財富象徵。就拿被查處的省部級官員這些“老虎”來說，有媒體梳理就發現，2004年是一個節點，此後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大約一半與房地產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十八大以後落馬的省部級官員也是這個比例。
當然，貪官多與房子有染，也因房產業需要和一些部門打交道的鏈條太長有關。據知情人士透露，權錢、權房交易，幾乎貫穿房地產開發的全過程：諸如徵地拆遷、土地出讓、繳納土地出讓金、調整土地用地性質、規劃審批、項目選址、調整容積率、產權登記等環節。這樣，當諸多擁有審批權的部門官員遇上那些唯利是圖的地產商，權力變現就成為了可能。早在2007年，時任建設部副部長的汪光燾就直言，房地產領域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問題相當嚴重，已成為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重點領域。
在2014年廣東省“兩會”召開前夕，廣東省政協委員、廣東省檢察院副檢察長黃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證實，從目前查辦的案件看，土地建設是腐敗比較高發的領域。
解決之道
很多專家、學者在給中央獻計獻策時，希望通過力推財產公開來化解這一問題。房產作為官員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在公開之列。他們認為，只要鎖定官員房產，比照官員收入，就便於順藤摸瓜，將腐敗分子繩之以法。
從十八大後新一屆中央領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看，高層並未回避這一問題。雖然官員財產公開是大勢所趨，但貿然行事可能會讓情況變得更糟糕。從決策層的角度，現在需要重點研究解決兩個基礎問題：第一，搞清楚官員財產的底數。第二，評估財產公開帶來的社會風險。
這其實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技術問題，一個是歷史呆賬如何解決。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的確，房產登記制度一直以來的滯後以及各地聯網的缺失，使不少貪腐官員認為，可以“低調”、安全地擁有不斷保值增值的房產。國土資源部1月26日表示，在該部地籍管理司加掛不動產登記局牌子。社會各界期望不動產登記，也能發揮倒逼官員如實申報房產信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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