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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議員李慶元 |
台北市議員李慶元認為,1990年3月野百合運動時,他是一名採訪記者,從頭到尾都跟學生待在中正紀念堂,所以了解當時的野百合學運,它是要解決當權者李登輝執政的困境。而這一次的太陽花學運,基本上是在馬英九執政困難的情況下落井下石的學運,不是執政者直接去動員的,所以與野百合學運有本質上的不同。
李慶元認為,從時機上看,引爆此次學運的原因,有很多因素,包括今年底七合一選舉的因素,而七合一選舉又與2016年選舉息息相關,是2016選舉的前哨戰;有年輕世代對未來感到無望、焦慮的因素;也有國民黨內馬王心結的因素;還有兩岸統獨的認同因素,尤其有台獨人士直接操弄的因素。
李慶元認為,馬政府對學運訴求的回應有很多值得檢討之處,尤其對學生攻占官署之後的訴求還作出正面回應是非常錯誤的事情,這對未來的社運或學運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遺症。
李慶元認為,這次運動不是單純的學運,而是學運社運混搭的運動。至於這樣一個學運社運混搭的運動,資源從哪裡來,可以從這樣的邏輯來思考:這樣的運動對誰最有利?很清楚的:對民進黨年底的七合一選舉最有利,對2016它的大選最有利,甚至對王金平最有利,對小英最有利,包括涉及到的民進若干個政治人物,對他們都有利。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就可以看出,整個超大的集會遊行,黑衫軍的集會遊行,資源不外乎來自於以上幾個系統給予人力和物力的支援,這是非常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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