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聽國外人士發表看法時，要保持清醒的認識。例如，美國QE3退出造成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大量資金外流，給它們的宏觀經濟管理造成很大困難，印度的中央銀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前首席經濟學家拉祜·拉賈要求美國的貨幣政策不能只照顧美國自己的利益，而應該顧及全球的影響，但美聯儲最近發表文章提出了“脆弱性的六個指標”，認為QE3退出時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出現的問題是他們自己的經濟脆弱性造成的。印度、巴西、印尼等國這6個指標都很差，但中國的卻很好。
而這6個指標中外貿盈餘多、外匯積累大、儲蓄率高在過去則都曾被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來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是導致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但在這次的脆弱性評價中卻變成了中國被稱讚為經濟穩定強健性高的原因。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所以，不能簡單地根據發達國家或是國際機構的說法跳舞，發達國家品評我們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知道我們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這麼做的結果如何。
此外，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速減緩才能推動改革。我認為這種思路並不完全對，因為經濟增速放緩，再加上原有體制機制的一些問題，政府很可能就變成“救火隊”。改革必須要有一定的增長速度才能從容開展，如果疲於“救火”，根本無法做長遠規劃和改革。因此維持一定增速是必要的，尤其在下滑由外部條件造成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而且，我們現在有維持一定增長速度的條件，這點和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不相同。
記者：那您對未來中國發展潛力有何具體看法？
林毅夫：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看，我相信中國從2008年起還有20年高速增長的潛力。潛力就在於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差距所決定的巨大後發優勢。利用好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速度會比發達國家快很多，相應的投入和風險也都小於發達國家。
目前有兩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放緩。一種觀點認為東亞奇跡不過就是20年，中國已經高速增長35年，放慢是必然的。另一種觀點認為人均GDP達到11000美元（按1990年G－K國際元）的時候，增長速度就會放緩。我們將很快達到這個水平，所以必然會放緩。
但這些說法並不準確。衡量一個國家後發優勢的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因為人均收入代表平均勞動生產率、平均技術水平和平均產業附加值水平。
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2008年我國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灣1975年、韓國1977年與美國的差距。這些經濟體分別在那些年份之後，利用後發優勢實現20年左右8%～9%的增長。所以，中國從2008年開始也應該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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