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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著名政治活動家、台灣民進黨發起人之一朱高正（中評社 王永雪攝） |
本人何其有幸，能夠全程參與者這兩個重大決定。平心而論，沒有解除戒嚴就不可能開放台灣民眾前往大陸探親。但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民進黨1986年9月28日突破黨禁政策，那也就不可能有隔年7月15日的解除戒嚴。台灣從1949年5月20日開始實施軍事戒嚴統治，當時最高戒嚴當局就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其實，戒嚴統治就是軍管，就是特務統治。台灣到底如何從軍事戒嚴統治不經流血革命而走向民主化，這是一個難度極高的問題。我本人親臨其境，一直站在台灣民主化的浪頭上，不斷挑戰戒嚴體制的威權，逼得國民黨當局一步步退讓，終於讓蔣經國能做出這兩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決定，這整個過程我稱它為“和平革命”。記得1986年年底，我接受黨外中央後援會提名為雲嘉南選區的“立委”候選人，我以超高票13萬多票當選，一個人的得票數足可以當選3席“立委”。1987年2月初，到“立法院”報到時，我接受媒體專訪，我就說：“我很清楚地意識到，我現在正處於進退維谷的情境（dilemma）。我如果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完成在人類的歷史經驗當中幾乎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完成的政治改造工程。”因此，我在1987年9月就出版了我的《和平革命》系列叢書第一卷，也就是《春雷1986》；1988年7月出版第二卷《驚蟄1987》；1989年7月出版第三卷《大風起1988》；1990年5月出版第四卷《雲飛揚1989》。也就是從1985年到1989年這五年之中，我全力投入了從戒嚴到解嚴這個和平革命的洪流當中，為台灣解除戒嚴、實行民主憲政、開放大陸探親、促進國家和平統一盡了當代知識分子的一份綿薄之力。
1985年6月我完成在聯邦德國的學業，以極優異的成績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在阿登納基金會的資助下，返台途中我順道前往三個文明古國希臘、埃及與印度參訪一個多月。回到台灣之後，因為國民黨當局認為我的思想有“安全上的顧慮”，因此不讓我進入國立台灣大學教書，也不能進入“中央研究院”從事學術研究。即使要到私立大學任教，也因為沒有“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的推薦函，而不得被聘為專任教授。
我返台不久，台大校友會館舉行了一場座談會，是由黨外大炮型的“立法委員”蘇秋鎮召開，我因為好奇前往旁聽。現場有兩三百人把會場擠得水洩不通，那時我才知道這場座談會的目的是要支持台北縣出身的黨外人士鄭餘鎮參選縣長，而反對黨外“監察委員”尤清空降台北縣。座談會進行了兩個多小時，我在結束前主動爭取群眾的支持，讓我上台發言。短短五分鐘內，我就把整個局勢翻轉，壓倒性的多數群眾表態，擁護尤清參選台北縣縣長。正因為我偶然參加這場座談會，尤清就力邀我投入他參選台北縣長的輔選工作。後來尤清雖然沒能順利當選，但卻拿到超過32%的選票，使得台北縣從原來的“黨外沙漠“一下子升格為超級戰區。因此，他在謝票期間就在台北縣成立了尤清服務處，服務處的主任則由我推薦。當時尤清是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公政會）的理事長，公政會是由當時黨外各級經由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組成，包括黨外“立委”、“監委”、“國大代表”、省市議員、縣市長與縣市議員。另外一個重要的黨外團體則是黨外編輯作家聯誼（編聯會），是由各個黨外雜誌的負責人、編輯以及作家組成。在選舉時，他們就是黨外候選人文宣的主幹，平時則宣揚民主理念，揭發國民黨的弊端。1986年6月在尤清的鼓勵下，我創辦了《自由台灣週刊》這本雜誌；而當台北縣成立公政會分會時，由於尤清的推薦，我得以出任公政會台北縣分會理事長。原本尤清希望在年底的“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改選當中，我能夠和他搭檔在台北縣參選，由他選“立委”，而我選“國大代表”。但因為我已經擔任公政會台北縣分會理事長，為了讓台北縣分會能健全發展，我婉拒了尤清的邀請，選擇回到最艱困的雲嘉南地區參選“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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