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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德銀行副董事長Gary PARR(左)和蘇黎世保險集團執行委員會委員、亞太、中東董事長Geoff RIDDELL(右)(中評社 郭至君攝) |
Gary PARR說,這些政策幫助銀行實現重新資本化,銀行大大受益於低利率的環境,但是,輸家最終卻是保險業。由於低利率長期延續,會造成有關公司償付能力受到挑戰,銀行業受益了,保險業卻受到了損失。同時,從社會角度來說,那種冒險不謹慎的行為得到了補償,富人得到了好處,但是反而中產階級特別是低收入人群以及儲蓄者成為了受害者。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要談非傳統的貨幣政策,首先要提一個問題,什麼是傳統的貨幣政策?什麼叫常規貨幣政策?過去十年,很多國家采納瞄准通脹率的貨幣政策。在這兒他們主要靠一種央行的工具,就是央行的政策利率,通過央行的政策利率來實現目標。非常規貨幣政策指由於條件發生變化,使傳統的貨幣政策不再能夠起到應有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動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也就是量寬政策。從理論來說,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實施是為應對目前的形勢,造成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的狀況。
“因此,必須用量化措施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周小川說,今天話題講的央行的未來,這也就意味著,如果將來能夠走出零利率、低利率的環境,那就不必再去實施非常規的貨幣政策。
他說:“我們將來有可能回歸到過去十年的貨幣政策,但同時,金融危機也引出了新的問題,即如果出現任何金融不穩定,我們有可能再次動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加以應對;此外,當看到很多新興經濟體出現不正常的資本流入或者流出,或者碰到匯率反常情況,可能造成有關國家央行再次動用非常規貨幣政策進行干預”。
周小川說,這些政策不光是保增長,同時也推動實現金融穩定。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提出另一個新的問題,認為央行向經濟和金融業注入流動性,這樣的做法並沒有期望會帶來結構上的後果。但是,在金融危機的條件下,又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當央行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時候,是先提供流動性,再去做結構性的考慮,還是反之亦然?當然,經濟當中一些機構需要得到借助,另外一些流動性注入可能出於結構性的考慮,要取得一些結構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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